“中等收入陷阱”描述的是后发国家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模式不可为续，学习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方式技术进步又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潜力空间消失、增速大幅波动或长期陷入停滞，早期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并集中爆发。这使得整个国家如同陷入了一个漩涡，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转型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转型陷入失败。

探寻各国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度原因，可谓一件苦差事，不仅涉及到经济层面的诸多原因，还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等诸多方面。陷阱的背后是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与转型升级的失败，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赶效应“的消失、不断上涨的要素价格、内外失衡等等，而转型升级的失败则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或战略失误、国内经济的脆弱性、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等等。

追赶效应进入尾端

“追赶效应”描述的是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穷国在发展初期更容易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从全球产业链分工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个概念。贫穷国家在加入全球一体化分工的时候，贫瘠的技术积累、低廉的要素价格、匮乏的资本存量、以及脆弱的产业结构等一方面是前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为后期追赶提供了较大的增长空间。贫瘠的技术积累与低廉的要素价格，导致少量的资本投入就会大大提高单位劳动的生产效率;在本国资本存量匮乏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吸引外资的方式实现，而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可以为其提供发展契机;与此同时，在吸引外资的同时，国外相对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理念也会随之进入。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穷国在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过程中，生产效率与资本投入会同时提升。国际经验显示，从低收入群体迈向中低收入群体的过程中，追赶效应会最为明显，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追赶效应带来的红利逐步减弱，代工式的传统模式下的弊端逐步体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可作为考察追赶效应较好的参考指标，但是一方面TFP指标是个后验的指标，另一方面计算起来太过复杂。由于基础产业中制造业的可贸易性程度最高，因此也可以通过工业化率的变化来展开分析。

韩国和日本同属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它们的经验显示在进入中低收入群体的过程中，工业化速度较快;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进程有所放缓，而在逐步接近以及进入高收入群体之后整个工业化进程结束，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一二产业的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趋势上行。泰国和马拉西亚也可以参照。马来西亚在1963年前后进入中低收入群体后工业化进程发展的比较快，但在1978年前后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进程明显放慢，近年来随着距离高收入群体的门槛逐步迈进工业率开始出现下降;泰国在1995年前后步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速度较前期也开始减慢。拉美国家具有类似的规律，但整个发展历程反复无常、波动过于剧烈，人文、社会结构也与中国迥异，对我们的警示作用大于启发。

客观的讲，“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策思路对于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的迅速推进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当然也带来很多的问题;这就表现为中国工业化率一直处于相对比较高的水平。以粗钢产量与生铁的产量作为工业化发展尤其重工业化发展的度量指标。建国初，中国粗钢年产量仅100万吨左右，截止2011年已达到近7亿吨，60余年间翻了约700倍，年复合增长率近12%，尤其在发展早期，一段时期内保持在年复合增长率约15%的相对高速增长;生铁产量具有类似的特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也有类似的发展历程。建国之初，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不足百亿元，占GDP的比重在10%左右，至2012年，中国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已达到2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提升至46%。带来的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的二元结构不断强化、产能无序扩张与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资金利率用效率低下等等。

要素价格不再廉价

要素价格低廉，是穷国在追赶过程中的重要优势。但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优势会逐渐被透支殆尽，或者至少相对优势在下降，对于生产国这种特征表现的非常明显。我们以制造业雇员人均实际报酬作为衡量指标，审视一下主要经济体劳动力成本近些年来的变化情况。较为有趣的是同时作为先发国家和典型消费国的美国、加拿大1970年代至1990年代劳动力成本的变化非常小，20年间劳动力实际报酬分别提升了3%和20%。相比而言，典型的生产国如日本、德国、新加坡、韩国等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非常明显。其中日本、德国、新加坡20年间劳动力实际报酬分别提升70%、60%和70%;韩国作为典型的后发生产国，劳动力成本提升的最为明显，20年间提升了近4倍。

阿根廷、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曾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入“陷阱”前劳动要素的成本上升也非常明显，但随着经济在较长一段时期的停滞、波动加大等，劳动力要素的实际成本阶段性的出现过回落。

看到劳动力实际成本的上升，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该段时期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是不是出现了恶化。事实上，先发国家与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除日本部分时段略有回落，其他国家在这段时期的劳动人口占比普遍是在明显上升，美国1970年代是在上升的、80年代基本持平。尤其韩国最为明显，劳动人口占比在1970年至1990年之间明显上升，从55%左右提升至接近70%。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劳动力实际成本明显上升的阶段，劳动力占比也是在明显上升的，或者如阿根廷基本持平的状态。因此，人口结构根本不是劳动力实际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逻辑，可以采用“两部门”模型解释(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如果将整个经济体分成“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那么加入全球贸易分工会从两个层面导致劳动力实际成本的上行。首先，由于追赶效应的存在，可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较融入全球产业链条之前出现明显提升，并导致可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实际成本提升，并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流通带动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实际成本上升。其次，如前所述，追赶效应会带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可贸易部门的占比也会逐步提升。因此，“追赶效应”带来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素价格的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要素成本的提升会逐步削弱后发国家在“追赶阶段”的国际竞争优势，或者说逐步消化掉了后发国家早期发展模式的相对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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