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失衡不断加剧

导致传统模式枯竭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于内外失衡的不断加剧。在美元主导的全球“三元结构”下，“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实现了良好的外部循环，但却加剧了主要参与方国际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以及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以美国、欧洲(德国除外)为代表的消费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以德国、日本、中国、东南亚国家等为代表的生产国和以部分拉美国家、俄罗斯、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资源国，经常账户则持续顺差。生产国与资源国持续顺差获得的美元等货币，最终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形式流回到消费国、支持消费国的过度消费。整个产业链条分工环环相扣，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生产国和资源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消费国持续的逆差，与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持续存在。而且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上定位越单一的国家，贸易不平衡的程度越深。

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而内部失衡的表现多样，但总的来看都往往会反映为国内经济的脆弱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存在内部失衡问题。用一个不是很恰当，但是很形象的比喻，有点类似于一个病人是外伤还是内伤，相比而言，内伤的表现会更隐蔽一些，调理起来往往也更麻烦一些。内部失衡的出现，有时候源于事件性冲击的出现，更多时候则与该经济体的政治、文化乃至国民性等诸多原因有关。以拉美国家为例，普遍不喜欢储蓄，所以储蓄率历来比较低，但同时又要发展经济，所以只好靠借外债的形式弥补。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时表现的尤其严重，为讨好选民，政府对经济做出的承诺需要引入资金实现，于是外债规模不断增加，并最终导致了本世纪初拉美债务危机的出现。

内部失衡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通过商品出口结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该国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的定位，国内工业化发展情况等等。无论资源国还是生产国，出口对GDP的贡献都是非常大的，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贸易品往往是国内商品中相对比较成熟或者竞争优势比较强的商品。因此，从主要国家出口商品结构的对比上，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的大致情况。我们参考市场通用的HS分类法，将动植物、矿产原材料等划归为初级产品，纺织制品、服装鞋帽、塑料制品、木制品及贱金属制品等划归为低端加工品，将机电设备、运输设备、医疗光学仪器等作为中高端贸易品。数据显示，拉美国家主要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出口附加值相对会比较低，而且出口对象往往比较单一。这使得这些国家抵抗冲击的能力非常差。当全球经济低迷，或贸易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初级产品价格会剧烈波动，那些出口占比较高、且初级产品出口占比较大的国家，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没有议价权，往往受到的波及会更大。再叠加上脆弱的国内经济结构，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逻辑链，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较为低端的层次，无法实现真正的突破，也就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换一个视角，我们可以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协调性上分析主要国家内部均衡与否的问题。这就像一个人财富量与消费层次的匹配与否问题。工业化可以类比成一个人的财富量，城市化可类比一个人的消费层次。历史规律显示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同步提升;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率逐步降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度会明显降低，但城市化率总体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存在城市化率超前，而工业化率不够或者工业发展还处于相对低等的水平。超前城市化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贫民窟的出现与社会问题的增多，贫困、失业以及混乱的社会秩序，导致更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二元分化，毒品交易、暴力犯罪盛行，进一步扰乱社会秩序，导致更大程度的贫困，并加剧转型升级的难度。

转型缺乏核心支撑力

事实上，融入全球产业链条的好处不仅包括早期“追赶效应”带来的快速增长，外向型经济还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国外相对成熟的技术、设备与管理，弥补本国资本积累不够、技术效率低下的不足。但是这在经济发展进入到一定阶段之后，会面临另外一重的阻碍，主要包括：先发国家设定的技术与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等。如果说早期生产技术的提升，主要依靠的是“山寨”，那么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顺利突破，也即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提高产品的研发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成功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疑都在发展过程中提高了对研发创新的重视度;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反之，对研发创新点不重视导致“追赶效应”之后产品竞争优势缺失、国内产业结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下降。我们从主要经济体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以及每百万人研发技术人员数量等指标来看，成功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研发对经济的贡献度都非常高，而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南非、马来西亚等曾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泥潭中较长时期的国家研发对经济的贡献一直很低。这使得他们在全球贸易链条上的分工定位，只能在较长一段时期维持在相对低端的位置，即便一度冲入高收入群体或中高收入群体，也会因承受内外部风险的能力较低，而经常出现经济的剧烈波动，无法实现真正的跨越。

动态的来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程中，研发占GDP的比重也是在不断提高的。考虑到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定位，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后发经济体中韩国与台湾的案例参考意义更大。韩国1990年代后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趋势上行，由1990年代初的1.8%左右攀升至2012年的4%左右;台湾的特点也是如此，由1990年代中期的1.7%左右攀升至2012年的3%左右。公共教育支出的逻辑类似。台湾早于韩国步入高收入国家，但在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后发展情况明显弱于韩国，一个重要原因，即研发投资的相对不足导致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与定价权弱于韩国。中国目前研发投资占GDP的比重与韩国和台湾同等发展阶段大致在同一水平。

如果从全球化3.0更为宽广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得到关于经济发展更为清晰的画面——两次世界大战带给全球的不仅是破坏，还有新的全球经济格局。随着美国的崛起，全球经济逐渐演化的故事变成，只有加入了美国主导的“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的全球产业链条中，才有机会分的全球化大生产的一杯羹。但是，后起国家在享受全球化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的同时，如果没有培育起国内的核心竞争力，国内产业链过于单一，就会导致在享受全球化盛宴的同时国内经济的脆弱性不断增强，在谋求升级的时候又经常会遇到先发国家的技术垄断、国际规则的制定与修正、国内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以及先发国家经济短周期回落的拖累等种种制肘。最终导致这些国家挣扎在中等收入阶段，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只能陷入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低端产品或服务生产环节。从这种意义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更多阐释的是经济转型失败的风险，或者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上无法实现升级或升级失败的风险。

因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提高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定位，对内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对外优化贸易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上的提升，反映在贸易结构上主要通过两个方向实现：1、商品贸易中，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步升级，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附加值，并继续提高中高端产品出口占比;2、提高服务贸易的占比，提高贸易活动的附加值。

目前商品贸易仍然是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出口商品结构在逐步优化，初级品与低端品出口占比已由早年的70%以上回落到当前的不足50%。中国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都远低于其他主要国家，尤其服务贸易出口占总出口金额的比重远低于其他国家，未来重视度会不断提高。提高服务贸易占比，可以通过健全服务贸易体系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买”的方式引入国外服务贸易的先进经验。

而对内改革与产业转型方面，成功国家的可参考经验至少包括：1、重视从生产型创新向技术性创新的转变;2、加大教育投资;3、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削减财阀权利;4、重视产业升级的顶层设计;5、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结构转型;5、有效的抑制腐败。因此笔者仍然坚持在《穿越镀金时代》一书中的判断，接下来5-8年对中国至关重要，干的好就是欧美，干的差就是拉美，并以此回应近期由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发言所引起的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大讨论。

文/邵宇 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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