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以来，色彩斑斓的科学革命和接踵而至的工业革命终于在19世纪让人类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使得人们从一直挣扎在人均GDP仅在生存边缘的窘境大幅上升到目前较高的生活水准（如经济水准、人均寿命、教育水平等）。然而，最近几十年的科技创新是延续其几百年的大繁荣还是陷入了停滞，这是个学者们激辩的问题。

繁荣派领军人物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认为技术一直以指数方式进步，也就是说一些技术产品的速度、成本效率或者说某种能力随着时间而指数上升，同时，他也认为科技产品种类也随时间而指数增长，他称之为“库兹韦尔加速回报定律”，计算机处理器所遵循的摩尔定律就是一个例子。库兹韦尔认为二十一世纪科技仍然在加速发展，这一百年的科技成就，将会是过去一千年成就的总和，而人工智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创新，他预言约2030年，机器智能将与人类智能相当，他把这个时刻称为“奇点”，并充满激情地呼唤：奇点临近！

《大数据》和《数据之巅》的作者涂子沛先生也是繁荣派的信奉者。他从大数据和物联网的角度来阐述科技繁荣的现状和前景，认为互联网正在从“人人互联”转为“万物互联”，这将极大地提高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效率。而万物互联将造成数据超级大爆炸，催生新一轮的创新，为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

对科技创新持悲观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大停滞》一书的作者考恩（Tyler Cowen）认为，作为世界科技领头羊的美国，自从1973年以来人民的中位工资没有实质增长，经济已经进入了停滞。究其原因，他认为到1970年代，美国已经基本摘取了“低枝果实”，包括：大量土地的开发利用红利，大幅提升受教育人口的比例红利，最重要的是，目前支撑经济的主要科技都是1940年前发明的，在这之后最重要的发明只有计算机，其他乏善可陈，技术领域形成一种“高原平台”的停滞景观。

为什么面对同一个科技世界，不同的人看见截然不同风景？

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作为经济学家的考恩，看见的是宏大创新，而作为发明家的库兹韦尔则能够进入科技深处，看见生机勃勃的微创新。第二，仔细考察了库兹韦尔列举的遵循指数增长规律的科技创新，都是信息类技术，也就是属于“比特”世界的东西。而考恩看见的科技创新则主要是原子世界（或者说实物世界）的创新。显然，比特世界的速度比原子世界的速度要快很多。

事实上，我们对长历史跨度宏大科技创新的研究支持考恩的观察。图一显示了人类宏大科技累积数和人口发展趋势图,无论是人口还是科技创新的累积，都呈现S曲线，最近几十年的“高原平台”现象是明显的。

图一：宏大科技创新累积数和人口发展趋势图（横坐标年份采用Log10标尺）。人口数据来自Scott Manning population database(2008年版本)，创新数据来自董洁林研究团队。

然而库兹韦尔观察到的最近几十年在比特领域的生机勃勃的微创新也是真实存在的。于是引出了两派辩论的另一个焦点：即所谓的“生产率悖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Robert Solow）在1987年就曾预言：计算机虽然到处可见，但这不会显著提升总体生产效率的统计数据。考恩从中位工资的角度也发现美国自1973年以来，经济停滞不前。为什么美国在比特世界的快速创新没有有效转化为人均GDP的增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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