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从1975年1月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81年6月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到1989年11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曾长时间参与和主持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军队建设，从整顿军队入手，指导人民解放军完成了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变，开创了中国特色精兵之路，使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道路上阔步前进。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探索，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顿军队——探索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重要开端
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自1959年林彪主持军队日常工作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对人民解放军建设造成了严重破坏。特别是在1974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以个人名义或派人向军队一些单位写信、送材料，企图“放火烧荒”，搞乱和插手军队。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提议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5年初走上中国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位置。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负责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同时又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同叶剑英一道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紧紧抓住当时出现的有利转机，以叱咤风云的政治魄力和运筹帏幄的领导才能，以整顿军队为突破口，为扭转军队建设方向做出了艰辛努力。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20天之后来到军队最高指挥机构，向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发表讲话。他严肃地指出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纪律很差”等长期积累的问题，明确阐述了“军队要整顿”的口号，(《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以整顿军队为起点，拉开了1975年全面整顿的序幕。为贯彻“军队要整顿”的思想，中央军委于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又用肿、散、骄、奢、惰五个字概括了军队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强调要把整顿军队和准备打仗作为军委的主要工作，作为“军队工作的纲”(《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会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7月19日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等的讲话，对全军和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人民解放军迅速展开了各项整顿工作。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精简军队员额。根据总参谋部拟制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全军部队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到1976年陆续进行整编，陆军步兵总人数减少46.4万人，海军和空军也分别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简，全军总人数共减少13.6％。二是调整领导班子。军委扩大会议闭幕后，在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主持下，对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等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撤换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一批主要领导在全军范围进行了交流。8月16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呈报“军委关于各大单位干部调整的报告和名单”，并得到毛泽东批示(《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三是强化军队纪律。军委扩大会议期间，中央军委领导以个别谈话方式，向多数军队高级干部通报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要求高级干部坚决听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注意形势，掌握动向，站稳立场，保持警惕，决不允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四是落实干部政策。到1975年11月，军队落实干部政策已复查结案的达到87％，解放了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对抵制“四人帮”妄图搞乱军队、篡夺军权的阴谋，保证党中央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起到了重要作用。五是稳定基层干部。军委扩大会议后，决定停止执行1969年以来军队营以下干部一律作复员安置、不保留干部身份的政策，解除了部队基层干部的后顾之忧，受到全军官兵的热烈拥护。
军队整顿工作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是军队工作拨乱反正的开始，是军队改革的试验，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对军队建设的严重影响。虽然这次整顿工作，由于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未能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全面完成，但是整顿军队的决策和各项方针原则，抓住了人民解放军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为新时期进一步实现军队建设的拨乱反正和战略转变提供了经验，成为邓小平探索新时期军队建设道路的开端。特别是整顿军队的各项措施，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乱军夺权的阴谋，强化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为后来胜利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基础。
苦练精兵——军队建设中心工作的战略转移
在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针对长期以来“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等“左”倾错误的影响和部队“只搞文，不搞武”的现象，明确提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军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全面转入以军事训练为主的正规化教育训练。1953年底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要以军事训练作为“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但是，由于1958年错误地开展对所谓“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1964年又提出“突出政治”的口号，部队的军事训练受到严重干扰和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部队的训练工作基本废弛，严重影响了军队建设和战斗力的提高。
根据军委扩大会议的决策和部署，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成立总部训练小组，以加强对军事训练工作的领导。全军部队认真落实总部规定的训练任务，各级干部放手大胆地抓训练，各部队在强化专业技术训练的基础上，加强了战斗技术、战术合成和新式武器装备的训练，基本恢复了军事训练的规模和水平。1977年，邓小平重新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之后，再次强调：“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一个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另一方面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1页。）。同年12月的中央军委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和《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等文件，对新时期军队建设作出了整体规划和部署。中央军委的决定明确要求全军部队，要把加强教育训练作为关系军队建设和战争准备全局的重大问题，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部队正规训练的发展，迅速在全军范围形成了军事训练热潮，基本实现了军队建设中心工作的战略转移。
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进一步解决好部队训练中存在的问题，“不能总是停留在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的水平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页。），强调要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提高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要求，全军部队以改革训练内容为中心，逐步展开了对部队教育训练的积极探索和改革。1983年11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为总结和推广部队教育训练改革的经验，联合召开全军教育训练改革座谈会。翌年1月，中央军委批准颁发三总部《关于全军教育训练改革的若干问题》，对全军教育训练的深入改革作出了具体规定和部署。文件强调，军队教育训练改革的目的是要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军队建设的需要，要切实把教育训练摆到军队建设的战略地位，把军事理论学习作为教育训练改革的先导，把诸军兵种合同作战训练作为中心课题，提高部队的合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战生存能力。全军部队按照新时期军队建设和现代化战争的要求，进一步加大了军事训练内容、方法、手段和体系的改革力度，采取从单兵训练、到分队训练、再到合同训练逐步提升的改革步骤，形成了逐级训练、逐级合成、逐级形成战斗力的训练内容体系，有效地提高了部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
与此同时，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军队院校教育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79年底，军队院校基本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初、中、高三级院校教育体系。1980年1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三总部联合印发《关于经过院校培训提拔干部的规定》，决定实行经过院校培训提拔干部的制度，进一步推动了军队院校教育的发展。
人民解放军教育训练和改革的不断强化，从根本上扭转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一段时间军队“只搞文不搞武”、不重视军事训练的状况，实现了军队建设中心工作的战略转变，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和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使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是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重大举措，是把人民解放军建成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要指导原则。
本文摘自《新中国的由来》，作者：田居俭，当代中国出版社。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邓小平整军： “文革”期间军队建设中心工作的战略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