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跟朝鲜两国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印象中，1949年以来的中朝关系与中苏关系有很大区别：中苏关系泾渭分明，前十年，苏联老大哥一切都好，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歌颂报道，后面的一二十年，中苏交恶，苏联一切都坏；而中朝关系60年来都是“鲜血凝结成的友谊”，除了友谊，从来看不见有别的说法。
现在，我们国家的对朝政策陷入尴尬，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研究和应对周边复杂的国际关系时，只能有一种声音，说好就一切都好，一旦发生意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过去大约十年，我都在搜集中国、苏联、朝鲜还有东欧各国的有关档案，做现代中朝关系的研究，正着手写一本书，主要关注1919~1976年之间的这段往事。
共产国际扶植早期朝共
现代中朝关系要追根溯源，必须搞清楚，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到二次大战之前，朝鲜共产党及其与中共关系的来龙去脉。现在人们一般都知道朝鲜劳动党，不知道有朝鲜共产党，金日成的传记中也不提朝共，因为当年朝共解散的时候，他还没入党。
1910年8月22日，日本通过强签《日韩合并条约》，兼并朝鲜，此后大量朝鲜人向日本、俄国、中国等周边国家移民。到日本的朝鲜移民比较老实，多是打工挣钱去了，很少参与政治运动。最活跃的是到俄国（后来是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这帮移民，到中国的移民也活跃起来了。1917年俄国闹十月革命，革命浪潮把这些朝鲜移民席卷进来了，纷纷各自成立共产党组织。
1919年3月，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三一运动”，30多名朝鲜独立运动人士在汉城公开发表“独立宣言”，遭到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强力镇压，但此举激发声势更浩大的朝鲜独立浪潮；第二件是列宁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本来列宁要在欧洲各国发动革命，但德国基尔水兵起义、匈牙利革命、进攻波兰等一系列革命暴动最后全失败了，列宁眼光不得不转向东方的落后国家，认为那里才是世界革命成功的希望所在。在此战略方针下，共产国际成立，以大力扶持东方各国的革命运动，包括倡导建立中共和朝共，而一开始对朝共更为重视，因为朝共第一拨人马就在苏联境内活动。
早期朝共有一个毛病，喜欢拉山头、分派别，到1920年前后，成立了不下20个朝鲜人的共产主义组织，几乎遍地都是。后来渐渐形成两股势力：在中国黑龙江以北的苏联境内，以贝加尔湖为界，一西一东，东边以赤塔为基地的是朝共“赤塔派”，得到俄共（布）远东局的支持；西边是以伊尔库茨克为基地，得到俄共（布）西伯利亚局的支持。在中国上海还有一拨朝共人士，称为“上海派”，因为共产国际远东局就设在上海。后来，上海派与赤塔派联合，成为“上海-赤塔派”。但按共产国际的章程要求，各国共产党要加入，必须先成立一个统一的具有代表性的党，不能大家都抢。问题是，共产国际内部也分派别，对那些在本地区成立起来的朝共组织，知根知底，关系密切，自然更为信任。
在远东地区的朝共党员，大多数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他们也搞革命，也信仰马列主义，但内心里更倾向于以争取朝鲜独立自由为主要奋斗目标，这就是后来势力很大的“赤塔派”，他们跟朝共“上海派”联系较为紧密。“上海派”早期最有名的领导人是李东辉，他见过列宁和托洛茨基，不但最早发起组织社会党，还组织创建了共产党，后者是第一个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的朝共组织。最奇特的是，他跟著名的朝鲜民族主义活动家李承晚关系不错，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李承晚是总统，李东辉是总理。这种做法很像当年中国的国共合作，列宁对此特别欣赏，共产国际远东局也很支持。
朝共中的“伊尔库茨克派”，主要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活动，他们大都是已加入苏联国籍的朝鲜人，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俄共（布）更一致，等于俄共（布）的朝人支部，得到共产国际西伯利亚局支持。1920~1924年之间，共产国际远东局跟西伯利亚局两方来回争斗，分别支持“赤塔派”和“伊尔库茨克派”，争相合并朝共其他规模较小的组织派别，向上级互相告状，斥责另一方是特务。西伯利亚局的朝共人员到远东去，被远东局的人关押审判，反过来也一样，闹不清楚谁真谁假。他们又都拥有自己的武装，互相对立，甚至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1921年6月一次争斗就杀了400多人。
这下只好由共产国际出面善后了。1922年12月，共产国际解散了这两个朝共组织，成立朝鲜局，专门处理此类争斗。但是也不行，因为共产国际内部也闹分裂了。共产国际本来就是个各国共产党联合的组织，里面有各国的共产党人，本来哪国的人归哪国管，现在索性不要朝鲜人，让片山潜（日共）和维经斯基（俄国人）来主持朝鲜局。然而，1923年1月举行的朝鲜民族代表大会还是分为两派（上海派支持的“改造派”和伊尔库茨克派支持的“创造派”），朝鲜局分裂了，李东辉宣布退出朝鲜局。笔墨官司打到列宁和托洛茨基那儿。
最后的结果是，共产国际决定，一概不承认上面这些派别是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的建党原则：一国一党，而且组织要在本国活动发展，如果长期待在外国，必须加入当地的共产党。换言之，朝共要回到朝鲜境内建党去。于是，共产国际朝鲜局总部迁到了海参崴，然后到中国东北（满洲），再陆续往朝鲜境内派人去活动。1925年4月，第一届朝共中央成立，把国内几派人联合起来，有“火曜派”“北风会”等，开始表现还挺红火的，向莫斯科共产国际打报告，共产国际听了很高兴，马上大笔拨钱支持。当时朝鲜在日本殖民占领下，日本警察管得很严，共产国际支援的钱还没运回去，朝鲜境内的朝共组织就被日本人破获了，前后只存在了6个月。之后另一派的一拨新人又成立朝共中央和组织。但这个更短命，4个月后就让日本人破获了。以后又有“汉城派”“马列（ML）派”相继掌权。朝共组织短命的原因，除了日本警察确实搜捕很严厉外，根源还在朝共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互相告密、拆台，为了本派利益和名分，不惜出卖政治对手。这样来回折腾，1925~1928三年多里，朝共中央连续换了四届人马，其中第三届中央，光书记就换了五个。民族主义者发起的韩国临时政府那批人，内部分歧、派性斗争也很厉害，好几个重要人物遭到暗杀，都是朝鲜民族主义者干的。
中共与朝共的渊源
到了1928年，内外交困之下，朝鲜境内的共产主义力量几乎不复存在，当时有句玩笑话说，朝共中央开会都在监狱里开，因为所有中央委员都抓进去了。少数侥幸逃脱的人，跑到了莫斯科还互相指责、告密，不知谁真谁假，共产国际也没办法派人实地调查。
1928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再度做出决议，对以前的朝共中央和组织一概不予承认，要从头再建，这时候他们想起了中共。
朝共在苏联建不成，在朝鲜也建不成，只有中国的东北（满洲）仍有机会，那里革命力量还是很大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满洲全境的朝鲜移民不下几十万，其中不乏革命青年和共产主义者。于是共产国际决议，希望中共帮助朝鲜建党。
在此之前，中共与朝共并没什么联系。有的研究称，中朝两党之间早就形成了亲密的关系，我不这么看。
有种说法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在上海陈独秀的家里，会见过朝共领导人，但此说没有明确出处，也没讲清楚，中共与朝共两党领导人是否直接见过面开过会。还有一说，称李东辉、朴镇淳等朝共早期领导人见过陈独秀李大钊，但只是风言风语，没有证据，找不到注释，无法坐实。
目前唯一能确定的，是朴镇淳从莫斯科到中国来时，共产国际给了他一笔钱，其中一部分交到中共手里。过去这件事没弄清楚，给了多少钱？给谁了？是日元还是银元？都不知道。
我查到共产国际有两个报告专门提到此事：朝鲜人在苏联先后得到过两笔钱，第一笔400万纸卢布，不值钱，刚出发不久，在伊尔库茨克让当地俄国人截留了一半，到北京又让远东共和国（1920年4月成立，名义上独立，实际受苏俄控制，作为苏俄与进占海参崴等地的日本之间的缓冲地带，1922年11月并入苏联）驻华代表截了一半，真正到上海时仅剩下总数的四分之一；第二次给了40万金卢布，很值钱，由不同的人分着带，有的人路上失踪了，携带的现金也不知去向，最后到上海换成中国大洋，总共有25万多大洋，那时候可是一大笔钱了，可见共产国际真的是全力支持朝共。
上述报告里说，那25万多大洋，有1万零500大洋给了陈独秀，2万大洋给了日共，其他的钱都是朝共自己的。
当时有传言说朝共领导人李东辉用这笔钱在上海买了大房子，他的秘书金立用来娶了小老婆，李东辉为此专门两次写报告向共产国际汇报。但还有两点疑问，报告里未能解释清楚：第一，那1万零500大洋是共产国际委托转给中共的，还是朝共主动给的？我的判断是共产国际指令给的；第二，这笔钱交给陈独秀了吗？我找了很多材料，都没有相关线索，只有后来王若飞在延安时曾提到过此事。这是建党初期朝共与中共的唯一联系。
1925年以后，有一部分朝共人士转移到中国境内，因为逃避拘捕逃到了上海，成立朝共海外局，但他们未获朝共国内中央的承认，因此共产国际规定不能在朝鲜境外成立组织。这帮人处境很尴尬，私下商量，要不咱们直接参加中共算了。正好中共江苏省委成立法南（上海法租界和南市地区）支委，接收了他们，成立“中共上海韩人支部”，他们平时独立活动，存在时间不长，1932年前后就解散了。
当时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有大量朝鲜人直接参加了中共，这拨人日后很有名。比如武亭，保定军官军校毕业，1925年加入中共，参加过广州起义，到江西苏区后进入中央红军作战部，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后来任朝鲜义勇军司令员。他特别得到中共高层重视，跟彭德怀关系极好，朝鲜战争期间，出任朝鲜人民军军长、炮兵司令官等职。还有杨林，云南讲武堂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后投奔江西苏区，任红十五军团师参谋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当时加入中共的还有金山、李铁夫等人。金山1929年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长，李铁夫则是1936年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接受刘少奇主持的中共北方局领导。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30年代早期有批判“铁夫路线”的记载，其实他是朝鲜人。
但这些人跟朝共没什么关系，那个时候中共也不太在乎党员的国籍，直到“二战”结束以后才有相关的规定。以前共产国际本来就不讲国籍，大家都是兄弟。
总而言之，直到1928年底之前，中朝两个共产党之间没什么特别关系，然后事情突然就发生了变化。
首度“融合”
从1929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到“二战”结束，是中朝两个共产党关系的第二阶段，其间发生的事也挺有意思，可扼要说一下。
1927年4月，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公开破裂，中共党员在关内尤其是上海等大城市待不住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分析，认为东北这地方不错，群众革命情绪高涨。东北的中国本地老百姓老实一点，朝鲜人很不安分，点个火就着。而1927年到1929年期间，中共在满洲的党员总共只有一二百人，分十几个支部，不少支部都是“光棍书记”，他们常向上级汇报，要充分利用当地的朝鲜共产党人。所以，中共中央就决定派陈为人、刘少奇前去做工作。当时朝共在满洲有2000多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还有好几万人，中共中央交给刘少奇他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革命力量争取过来。那时候共产国际只是让中共帮助朝共建党，还没下决心让朝共党员加入中共组织，我看到的回忆录中记载，正式向中共下达有关通知，是1930年5月份。
1926年4月朝共满洲总局成立，后来分裂为三个总局，“火曜派”、ML派（“马列派”）和“汉上派”（汉城-上海派）各自建立起自己的党组织。1928年底共产国际宣布不再承认朝鲜共产党，对他们打击很大。中共干部抵达东北之后，分别做工作争取他们。“马列派”自感根基不牢，独立生存困难，马上宣布解散，加入中共，这是1930年3月的事。这下可触动了共产国际，5月18日就直接做出决议：第一，满洲的朝鲜共产党一律归中共管，把组织机构人员交给中共；第二，由中共帮助朝共建党。
中共有自己的考虑，他们主要想全面吸收改编朝共，靠这帮朝鲜人的力量加强中国革命，他们要求朝共解散，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这与共产国际最初想法是有明显分歧的。共产国际的决议直接导致“火曜派”满洲总局宣布解散。“汉上派”还想坚持，后来继续谈判，朝共要求整体加入，满洲还是他们活动的地盘，只不过归中共领导，但中共方面态度强硬，坚持“一个不剩”。
中共方面谈判优势明显：我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你们朝共的组织，没有一个是合法的，而且都在中国境内活动。经过一个多月讨价还价，到了7月，“汉上派”也解散了。
到1930年夏天，朝共满洲各派被迫宣布解散，党员重新申请加入中共。具体办法是，工农基层党员不要预备期，属于某一派的普通党员半年预备期，党内干部则要一年，此举目的，是严防朝鲜共产党原有的派别渗透到中共里来。
这样一来，中共在东北的力量得到迅猛发展，1931年党员已经达到2000多人。据周保中回忆，上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东北地区的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差不多都是朝鲜同志担任。与此同时，中共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重建的任务。但是后来发生“九一八事变”，这个工作就停止了。
在此过程中，老资格的朝共人士差不多全都离开，回苏联去了。他们遭遇也很惨，正赶上斯大林搞肃反运动，大清洗，结果全给杀了。近些年俄罗斯公布了当年所有被害朝共领导人的名单，除了李东辉病故，其他的像朴镇淳、韩明世、南万春等，不管哪一派的，都当做日本间谍被枪毙了。
这些人躲过了日本警察的搜捕，却没有逃出苏联秘密警察的清洗。残存的一点早期朝鲜共产党人和革命力量被消灭殆尽，一代人的奋斗就此终结。
1931~1932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的反日情绪高涨，新一代朝鲜革命力量起来了，他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当时加入中共的几乎都是这帮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金日成。
“老大哥”提携“小兄弟”
金日成出身东北抗日联军（原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他能在新一代的朝鲜共产党人中崭露头角，既有机遇的原因，与他个人的聪明才智也很有关系。金日成早年上过中国的学校，中国话说得很好，抗联中的汉族人不懂朝鲜话，而大部分朝鲜人又不太会讲中国话，两方沟通有困难，这样就显出金日成的作用了，所以他年纪虽轻，地位提升却比较快。
1938~1939年左右，抗联遭受日军强力镇压围攻，生存越来越困难，不得不时时越境跑到苏联一方去。以前苏联人对待越境抗联战士的态度是：只要跑过来的全部缴械，装上大闷罐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直接送到新疆去。斯大林用了这一招，是想中日两边都不想得罪——你让抗联战士吃饱了休整好，再回中国去打日本人，日本人哪能答应？本来斯大林在苏德边境时时刻刻准备跟希特勒打仗，就怕日本抄他后路；你又不能让中国人生气，还要指望中国人在东线抵抗日本，替苏联稳定后方呢。所以直接送到新疆军阀盛世才那儿去，盛世才跟斯大林关系很好，曾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迪化也有八路军办事处，抗联战士送那儿去，等于交还给中国人了。
但到了1939年，苏联人对越境的抗联战士态度突然大变，好吃好喝好招待，还给钱、发军装，后来成立了88旅，旅长授中校军衔。为什么呢？原来，苏联远东军区情报处处长留希科夫叛逃了！留希科夫在莫斯科的朋友打电话给他通报说，这一次的清洗名单里有你的名字，他慌了神，马上逃到珲春，投奔日本关东军。关东军喜出望外，这可是苏联远东军区的情报总头目啊！连忙问你有什么要求？留希科夫说，我老婆孩子还在莫斯科，你们帮忙弄出来吧，结果关东军想办法办成了这事，留希科夫一开口，一夜之间，苏联远东地区的情报人员被一网打尽。
负责苏联内务部的贝利亚赶快给远东军区发电报，说现在只有东北抗联可利用来填补空缺。此时，恰好领导东北抗联的中共党员杨靖宇、周保中等与被迫北上长征的中共中央失联，非常着急。他们想通过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办事处的王明、康生等人联系，苏联人就骗他们说，你们中央派人来远东了，你们各路军的领导人都来哈巴罗夫斯克集中开会吧，这就是有名的“伯力会议”。后来，抗联部队越境集中到了苏联远东，苏联人就不让他们再回国内了，整天就教战士们拍电报、跳伞、射击、暗杀和滑雪等等。说88旅是步兵旅，其实就是按照特种部队、特工人员来培训的。就在这个时候，金日成又一次得到了表现的机会。
那时候，抗联二路军总司令周保中、三路军总司令赵尚志都来了，唯有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被日军围困，苦战不支，以身殉国，政委魏拯民失踪，一路军群龙无首。金日成隶属于一路军，越境到苏联后被扣起来了。苏联人跟抗联领导人开会时，发现一路军没有来人，周保中提到金日成，说这人不错，就让他代表一路军。当时金日成还很年轻，不到30岁。他挺诚实的，在给苏联人的报告里说；其实我不是一路军领导人，他们都不在，我暂时介绍一下情况。
从此，苏联很看重金日成。俄国档案里有对金日成的评语：比较活跃，俄语学得好，在朝鲜人当中有影响。抗战胜利时，周保中本想领着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与八路军汇合，但苏联不同意。斯大林那时要把东北交给国民政府，就解散了88旅，分别成立了中国、朝鲜两个工作团，以配合进入中国东北及朝鲜的苏联占领军，维持地方秩序。金日成被委任为朝鲜工作团团长，带着60多人，于1945年9月回到了朝鲜。
回过头再说说另一派人。除了早期参加中共的武亭等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内地的很多朝鲜人去了东北，但也有一批人直接加入了中共，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不少人到了延安，如朴一禹（后来的中朝联军副司令）、徐辉（后来任朝鲜内务相）、方虎山（四野166师政委）、李德山（四野164师副师长）、李向朝（朝鲜驻苏大使）、崔昌益（朝鲜内阁副首相）等等。还有国民党支持的一拨人，1938年10月，韩国临时政府要求成立朝鲜义勇队，蒋介石批准给钱，他们只有几百人，搞搞宣传和情报工作，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周恩来也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义勇队在武汉的成立仪式。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共闹分裂，这些人里的朝共成员跟中共联系，把主力部队拉到华北，成了八路军领导下的朝鲜人部队，改名朝鲜义勇军，又成立一个政治组织叫朝鲜独立同盟。他们跟金日成不一样，金是正儿八经的中共党员，在中共领导下，到延安这批人是国际纵队，跟野坂参三的日本反战同盟一样，属于国际友人。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攻击日本关东军，毛泽东、朱德指示朝鲜义勇军，说你们回国去吧，朝鲜革命需要你们。于是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各个地方武装中的全部几千名朝鲜官兵集结起来，浩浩荡荡开到了沈阳。但他们听到不利消息，鸭绿江过不去，因为苏联人不让进，原来这时候苏美两大国沿三八线把朝鲜分两半了，商定任何外来武装力量不得再进入。朝鲜义勇军先遣团刚过鸭绿江，就让苏联占领军缴了械，并被告知：不用你们来闹革命了，要不回中国，要不放下武器当普通公民。这些人一商量，不行，咱们还得闹革命，又回到中国境内来了。那会是1945年11月，国共在东北爆发内战，林彪正缺部队打仗，顺势让他们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逐渐形成了解放军四野部队中的朝鲜族部队，发展壮大到四万人。1949年夏天和1950年年初他们分两批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成了攻打南朝鲜的主力部队。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兼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本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作者2014年6月2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胡华大讲堂”的演讲录音整理，内容有所删节，文稿经作者本人审定。）
来源：《中国经营报》2014-0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