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自新中国成立起，美国便把中国列为其核打击的主要国家之一。在中美短兵相接的朝鲜战场以及隔海对峙的两次台海危机中，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都曾考虑过对中国本土实施核打击。在美国的全面核战争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中，中国也占有重要的篇幅。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也曾计划帮助中国建立完善的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以提升中国的核战争生存能力，增强中国对抗苏联核威胁的砝码，并最终扩展两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合作。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内部分歧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曲折发展，美国这一破天荒的援助计划才最终流产。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计划虽有论述，但尚不全面。本文试图利用美国解密档案，对这一计划的形成、发展和最终搁置的过程作出初步探析。
一、尼克松政府：计划的初步提出与搁置
1969年3月尼克松入主白宫时，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并在对苏冷战中暂落下风。为扭转颓势，重构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均衡，尼克松总统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决定缓和中美关系，借助中国来制衡苏联，实现基辛格所推崇的中美苏“三角平衡”。与此同时，中苏关系空前紧张。1969年，中苏两国在漫长的边境线上相继爆发多次武装冲突，苏联甚至在多个场合公开讨论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打击的可能性。北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以及苏联勃列日涅夫集团咄咄逼人的态势，促使中国领导人重新审视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思考与探讨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以图“摆脱目前两面受敌的孤立被动局面”。历史的机缘巧合，使具有意识形态分歧的中美两国在应对苏联威胁的问题上形成了潜在的共同利益。中美双方经过一系列秘密接触，以基辛格和尼克松的相继访华为标志，拉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如何实现美国的战略目的，与中国建立某种合作？基辛格在与中国方面的会谈中选择以中美共同面临的苏联威胁作为突破口，刻意强调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并指出两国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问题上的合作前景，以此吸引中方注意力。为表明诚意，基辛格主动向中国提供苏联远东军事部署情报。同时，由于中国始终笼罩在苏联的核威胁阴影中，为增强中国的核战争生存能力、帮助中国应对苏联的核讹诈，基辛格更进一步表示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针对苏联导弹的早期预警信息以及一套连通北京与各处核基地之间的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
这项事关中美在核战争领域内战略合作的建议最早在1973年11月基辛格第六次访华之旅中提出。11月13日下午，基辛格在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提出要求讨论一项特别的事务，即如何应对中国面临的苏联导弹威胁问题。基辛格指出要防御苏联导弹威胁就必须获得及时的预警，美国有优良的导弹预警卫星系统，可以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信息。为了使中国能够获得预警信息，基辛格提议建立一条中美热线，用于向北京传送美国导弹预警卫星的数据。同时基辛格还提出帮助中国建立一套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使北京对各处核基地保持良好的控制。基辛格认为，提供早期预警信息与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有助于中国在苏联导弹来袭前转移核基地的导弹和轰炸机部队，从而保存用于核反击的有生力量。
至于如何建立中美热线、传递导弹预警信息，并且不刺激苏联业已紧绷的神经，基辛格进一步提出两种可能的操作途径：一是公开宣布建立中美热线，该热线表面上与美苏、美日热线一般无二，但实际上却用来传送导弹预警信息，确保中国及时转移核反击力量；另一种方式是宣布中美两国签署一项“防止意外核战争协定”，互相通报导弹发射信息，并以此为理由建立一条专用热线。前一种方式属于瞒天过海，蒙骗苏联，而后一种则公开表明中美将在核战争领域达成某种安排。
基辛格之所以会提出一项能够帮助中国有效应对苏联的核威胁、提升中国的核战争指挥控制能力的建议，主要是出于其推崇的“均势”外交理念。在基辛格的世界蓝图中，中国是制衡苏联影响、实现三角均势的重要砝码。如果美国坐视苏联进攻中国，将会“打破世界力量的平衡，在全世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苏联正在实现它的统治”。另一方面，基辛格也认为增强中国核战争能力，不会妨害美国的自身安全。美国一直对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发展保持密切跟踪，在1971年10月发布的针对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国家情报评估中，尼克松政府认为中国正在研发的战略导弹最大射程很难覆盖美国本土，因此对美国的威胁有限。而基辛格在此次访问中国前接到的美国军控与裁军署报告认为，中美之间建立用于传递苏军情报的热线，也不会加强中国的核力量“以反对我们”。
但是让基辛格意外的是，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了他阐述的计划后，并未作深入讨论，表示需要研究一下，而在此后的会谈里中方未再对此事作出明确答复，这项建议被搁置起来。美国国防部后来对此进行检讨时，猜测这是由于中方“不认为我们会在其与俄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中向其提供重大帮助”，并且担心刺激到苏联，因此不予回应。事实上，这种猜测虽然不无道理，但却未触及问题本质。中方之所以没有积极响应基辛格的建议，是由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态度所决定的。
毛泽东虽然同意联美抗苏，但又不愿使中国沦为美国制衡苏联的工具，对美国渲染的苏联威胁以及中美军事合作抱有充分警惕。所以，毛泽东对基辛格在11月12日与其会谈时提出的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具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持否定态度，反而强调美国在欧洲、中东面临的威胁更大，将“苏联威胁”这一皮球踢还给美国，以避免被美国拉上对抗苏联的战车。而当毛泽东得知基辛格在13日向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内容，并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对基辛格的建议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后，更是作出激烈反应，认定周恩来犯了错误，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中美会谈中的错误”。随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当下中美关系的看法，即，“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我看不跟他搞什么军事同盟一套”。由此，中国不可能与美国发展军事关系，更不可能开展如基辛格所言的那种战略合作。
虽然基辛格的建议未得到中方回应，但在随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美国方面却一直在探索与中国在战略领域实现合作的可能。两年后，接替尼克松上台的福特政府重启向中国提供更加完整的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并详细讨论了具体的技术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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