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谈论启蒙运动的人，自梁启超以来，就更偏向于把它当作一个历史范式，而不是一个特别具体的历史进程来阐释的。余英时先生曾经特别警告过西方历史的“比附”（analogy）是危险的。这是审慎的建议。有时候，我们太习惯于把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依次放到一个铁质的轨道上去，并且强调只有在这条轨道上前进，我们才能完成所谓的“现代化”。其实，现代性有其全球起源，把西欧历史当作一种普世的人类经验是不可靠也行不通的做法——这和是否承认启蒙带来的普世价值无关。如何去现代化是历史路径问题，启蒙宣扬的理念是否是普世和现代的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我们可以宣扬启蒙思想家提倡的价值，但并不一定要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启蒙”人民。

其次，把启蒙作为一种革命的序曲和前奏是一种历史想象，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号称启蒙运动导致革命的观点一定是站不住脚的；罗伯斯庇尔喜欢读孟德斯鸠和卢梭，可是他在雅各宾俱乐部也打碎了爱尔维修的塑像，并围堵《百科全书》派的成员。几乎没有什么启蒙思想家支持革命，更谈不上说鼓吹为了革命需要做出牺牲和制造恐怖了。

最后，在某种极端的语境中，启蒙运动似乎带上了某种救世主的身份，“通过启蒙完成…….”是一种并不罕见的表达。近代中国常有一种全民改造的历史方案，先知先觉的思想者希望“唤醒”民众，希望“创造”新民。这些比喻停留在纸面上也就罢了，如果在某种社会工程学的理论下付诸实践，特别还搞成一种权力驱动的群众运动，结果则往往是反的。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是尊重个人、自由和一切人权。为了去除所谓的蒙昧，要求所有的人都信奉同一种思想，而且去迫害发出不同声音的人们，这样的启蒙是进一步欺骗，蒙蔽民众的借口。那是对启蒙的亵渎。

像启蒙时代的哲人一样，今天的许多思想者也追慕古代的荣光，希望打破严酷的思想统治——这是一种自然的道德渴望，也是人生来的解放诉求。但是，稍有历史感的人都能意识到，狄德罗的时代是不存在也回不去的，20世纪的极权政府远远比他们18世纪的同行有效率的多得多——今天，百科全书的四千位订户随时都可能被扔进秘密监狱或是劳改营，而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已经呆在里面等着他们了。启蒙运动无力，也无需对于今日知识界对于说真话可能承受的苦难做出提示和解答，流放、监禁和死亡都不是那个尚可以称得上是温柔而优雅的时代常见的主题。我们也许会像启蒙哲人那样回到古代，回到自我，在那里也许有光，那是无边的黑暗之中，蜡烛的一缕摇曳的微光吧。不过，正是凭借这微弱的光，正是凭借着记录在《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中的那些直言片语，我们可以控诉二十世纪以来的种种罪行，并且渴望一个更有智慧和德性的社会，那正是启蒙哲人的希望。

文/方曌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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