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发轫于农村，1984年的改革将其经验推向了城市，1992年的改革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1994年的改革又是全面市场经济改革的铺开，那么，这一轮改革的新意是，它将触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种种深层次问题。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仅仅在经济体制上做文章已经远远不够了。中国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的问题必须在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结合部下功夫
新一轮的改革即将全面推出，这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这一改革新在何处?对中国经济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当前的改革除了在经济体制上做文章，还必须在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结合部下工夫，这正是新一轮改革的一大新意。其另一新意在于，不囿于议而不决、裹足不前的“顶层设计”，注重发挥基层的创造性、因地制宜进行探索的改革方式。这轮改革中，国企改革、金融体系向民营经济开放、民营经济投资限制放松等重大举措值得期待。
十年磨一剑
说这一轮改革人们期待了10年并不为过。过去10年，中国经济迎来了极为快速的发展。中国经济不仅没有被加入WTO后激烈的国际竞争所压倒，反而表现得出乎意料的优异。中国不仅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一场接一场的盛会，也应对了国内外的各种严峻考验，包括金融危机、特大地震等。由于社会各界的精力高度集中于这些重大事件，改革退居后台从而停步不前，尽管国内外学术界不断地呼吁深化改革、推进改革。改革的停顿也的的确确使得中国经济和社会沉淀下了种种矛盾，在经济运行层面，出现了民营投资乏力、金融体系风险聚集、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国际贸易摩擦频发等问题。
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中国社会有了共同的呼声——改革到了非进行不可的时候。这种共识，来之不易。当前，自上而下的决心已经形成，那就是全面地深化体制改革。共识不易，决心更难。这一轮改革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走势，关系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系未来的大格局，也关系到政府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毫不夸张地讲，这是一个期待了10年的改革，关系到中国未来几十年走势的改革，十分令人关注。
新一轮改革“新”在何处
这一轮改革新在何处呢?
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发轫于农村，1984年的改革将其经验推向了城市，1992年的改革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1994年的改革又是全面市场经济改革的铺开，那么，这一轮改革的新意是，它将触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种种深层次问题，触及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的骨髓，从而重构其造血功能。
具体说来，这一轮改革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还将涉及法治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教育与科技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一系列与经济运行密不可分、对于缓解社会矛盾至关重要的领域。这一点都不奇怪，当前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症结已经涉及超越经济体系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可以说，影响中国经济的是政府行为的问题，是政府行政体系的问题。比如说，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中央政府某些部门紧抓权力不放，通过行政审批、专项拨款等方式，直接对地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从中寻租，这是政治层面的问题。而部分民众对市场化改革并不认可，担心在市场化进程中相对利益受损，究其原因，又是社会管理体制出现了问题。这是由于基本社会福利体制尚未全面建立，而市场经济发展的收益并没有通过适当、合理的政府干预加以再分配——其中涉及对超额利润的征收以及基本社会福利的发放，从而使得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部分短期失意者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偿。再比如，由于司法体制设计不合理，导致司法依附于行政，许多经济纠纷无法通过司法体系依法裁决，证券市场内部人舞弊、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金融市场内幕交易等行为不能得到司法体制的惩罚和纠正。再比如，基础教育、文化、卫生等政府必须大量投入的带有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使得这些原本为公益性的部门不得不在市场竞争中谋取利益，由此带来了公共领域的过分市场化。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仅仅在经济体制上做文章已经远远不够了。中国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的问题必须在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结合部下功夫。若这种软关节的问题不加以解决，不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难以推进，社会民众的怨气难以化解，经济发展的长远动力也将难以维系。这就是这一轮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也是这一轮改革与之前改革的根本不同。
改革的方式本身需要改革
这一轮改革的方式也值得期待。
过去10年以来，在谈到改革问题的时候，往往特别强调“顶层设计”。实践证明，这种“顶层设计”的思路往往变成了“顶层争议”;而“顶层争议”又往往变成了议而不决，裹足不前。改革本身不同于具体的工程设计，从本质上讲，改革是不可能“顶层设计”出来的。顶层设计无非是指出一个探索的方向，许多重大问题必须从实践中找到答案，必须发挥基层的创造性。
这轮改革完全有希望让改革的方式重新回到早期改革的大思路上来，发挥基层的创造性，因地制宜探索各种改革的方案。比如说，户籍制度的改革必须因地制宜。中国各个地区的生态承载能力大不相同，发展格局大不相同，人口饱和度也大不相同，因此，不同地区的户籍具有不同的“含金量”。户籍改革本质上应当由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生态、百姓认知等实际情况提出方案并加以推动。与此相关的是土地问题，不同地区百姓的市场经济理性禀赋完全不同，土地价值和人均土地拥有量也完全不同，因此，土地问题不可能一刀切，只可能在若干粗线条的原则指引下，让各个地方分别探索，逐步地让土地在有规划的前提下流转起来，给农民更多的实惠。
改革方式的创新还体现在让实践走在争议之前，以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改革是前人所没有尝试过的伟大实践，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给出百分之一百的答案，只能让实践走在争论的前面。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国经济和超大型社会，地区间的差异和超大型的社会规模恰恰是让各个基层单位发挥创造力、想象力，不断探索的最佳条件。
值得期待的经济改革措施
就经济领域而言，若干重大的改革措施值得期待。
一是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经过20世纪末的整顿和改革，已经呈现出运行相对良好的局面，利润总体上讲并不差，但问题出在整体效率并没有真正提高上。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很大程度上是民营企业的禁入，因此，国有企业本身利润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证明国企经营的好坏。值得期待的是，这一轮改革的重点将是落实混合所有制，将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分开，国家将不直接插手国有企业经营，相反，国家通过控股投资公司的方式投资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而民营企业本身也可以由国有企业入股，从而让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更好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里的一个案例是广汽集团与吉奥汽车的合作，其合资公司中，广汽集团占股51%，吉奥汽车占股49%。这个广州国企与浙江民企的合作创造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合作方式，可以发挥双方的优势，使得国有经济的基础更加牢固，而企业的运行机制也更加灵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改革方向。我们期待，中国国有企业通过改革逐步改造为一系列类似于由新加坡淡马锡、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或者韩国国家投资公司等投资基金持股的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长期持有相关投资基金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这也是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
第二个值得期待的是金融体系的改革。金融体系经过上一轮改革，已经脱离了商业银行资不抵债、技术性破产的困境，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但问题在于，商业银行仍然在金融体系中占大头，而商业银行的规模过分庞大，导致其利润过高并挤占了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也造成金融机构对中小型企业扶持、资助不力的不良局面。值得期待的是，随着国家打开民营经济进入金融体系的大门，大量民间投资的金融机构将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这些规模相对较小、运营相对独立的金融机构将会更加直接地为中小型经济实体服务，而区域分散的投资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化解金融风险集中于若干大银行的尴尬局面。这将使得大银行更加专业化，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下降，而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能得到来自金融部门更多的帮助。同时，相当一部分民营经济也可以进入到金融体系中，通过它们的运作让中国的储户得到更好的投资回报。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进一步放开对民营经济的限制。当前，民营经济体拥有大量的资金，可是总体上讲找不到合适的实体投资方向。对金融部门，民营经济是有兴趣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引导民营经济投资到实体经济中去。这一轮改革将从本质上大规模放松行政审批的限制，让民营经济自己投资、自己负责。可以预见，民营经济进入大型制造业、公共服务投资领域，进入之前属于垄断的石油勘探、页岩气等部门的限制将会大规模放松。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期待中国会出现一批正规的、国际化的民营企业。之前投资于房地产的民营企业有可能效仿香港地区李嘉诚的投资模式转向实体经济，这样的局面将是中国经济长期繁荣的根本保证。
总之，这一轮改革是过去10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反复呼吁、长久期待的关键性的全面改革。这一轮改革成功与否，将直接关乎中国能否实现2021年“第一个百年”目标，也关乎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大格局和基本的制度框架。如果这一轮改革能如期而至、扎实落实，中国经济在经过一两年相对痛苦之后，将有可能重新回到增速接近甚至超过8%的良好局面。
来源:《重启：新改革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作者:李稻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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