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59年在阿根廷做了六次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 彭定鼎/译
政治和观念
在启蒙运动时代，在北美人民获得了独立年代里，以及几年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的时候，西方文明的主流情绪是乐观的。那时候，所有的哲学家和政治家都完全确信他们生活在新的繁荣、进步和自由的世纪的开端。在那些日子里，人们期待新的政治制度——在欧洲和美洲的自由国家建立的宪政代议制政府——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而且经济自由持续地改进人类的物质状况。
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期望中的一些是过于乐观了。无疑我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见证了经济状况的前所未有的改善，这使得多得多的人口能够以高得多的生活水平生存。但是我们也知道18世纪哲学家的许多希望——不再有战争、不再有革命的希望——被彻底粉碎了。这些期望没有实现。
19世纪，曾有一度，战争在数量和严酷性方面都下降。但是20世纪带来了尚武精神的复苏，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还没有走完人类必将经历的苦难历程。
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的宪政制度使人们感到失望。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人——以及大多数论者——似乎认为这个问题的经济和政治方面没有联系。于是，他们在长篇大论议会制——人民代表的统治——瓦解的时候，就好像这个现象与经济状况和决定人们的活动的经济学观念完全无关似的。
但是它们并非无关。人并非有政治一面和经济一面而且两者不相干的存在。事实上，所谓的自由、代议制政府和代表制度的瓦解是经济和政治观念剧烈变化的后果。政治事件是经济政策的变化的必然后果。
指导着那些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发展出新政治体系基础的政治家、哲学家和律师的观念始于这样的前提：一国之内，所有诚实的公民都有同样的终极目标。这个一切正直的人们都应致力的终极目标是整个国家的福祉，以及其他国家的福祉——这些道德和政治领袖们完全相信一个自由国家无意于征服。他们认为党争是自然的，关于处理事务的最佳方式存在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
那些对于问题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合作，这种合作被称为组党。但是政党的结构不是永恒的。它并不取决于这些个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如果人们知道政党原先的地位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或者错误的观念上，政党结构就会改变。从这个观点看，许多人认为竞选中和以后立法会议上的讨论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立法机构成员的讲话被人们认为不仅是告诉世人一个政党要求什么的宣言。它们还被认为是使对立党派信服演讲者的观念比他们从前听到的观念更加正确、更加有利于公共福祉的努力。
政治演说、报纸上的社论、小册子和书籍都是为了说服而写作的。没有理由相信，如果一个人的观念有充足的理由，他却不能使多数人信服他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正是出于这个观点，19世纪早期的立法机关才写入宪法条文。
但这意味着政府不能干预市场。它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只有一个政治目标：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福祉。干预主义取代的正是这个社会和经济哲学。干预主义培育了一种十分不同的哲学。
按照干预主义的观点，给予特殊群体支持、补贴和特权是政府的职责。18世纪政治家们的观念是立法者具有关于公共利益的特殊观念。但是我们今天的现实、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一切非共产主义独裁国家的政治生活的现实中毫无例外地看到的却是这样的境况：不再有过去的古典意义上的真正政党了，有的只是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s）。
压力集团是一群企图以其他国民承担代价为自己谋取特权的人。这个特权可能是对竞争性进口产品的关税，可能是补贴，可能是禁止其他人与压力集团成员竞争的法律。不管怎么说，它给予压力集团成员们特殊地位。它给予他们一些——根据这个压力集团的观念——其他集团得不到或者不应得到的东西。
在美国，过去的两党制似乎依然保留着。但这只是真实境况的伪装。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生活——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活——都是由压力集团的斗争和愿望决定的。在美国仍然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但是两党中都有压力集团的代表。这些压力集团的代表更愿意与对立党派中的同一个压力集团的代表——而不是与本党成员——合作。
举个例子。如果你和美国真正明白国会事务的人谈话，他们会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国会议员，代表白银业集团的利益”。他们也会告诉你另外某位议员代表小麦种植者。
这些压力集团中的每一个都必然是少数。在一个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体系中，每个要求特权的团体都必然是少数。如果不与其他类似的少数、类似的压力集团合作，少数永远无法取得成功。在立法机构中，他们试图建立各个压力集团的联盟以成为多数。但是，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联盟会破裂，因为在一些问题上各个压力集团不可能达成一致，新的压力集团联盟会形成。
这就是1871年在法国发生的事情，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第三共和国的衰亡”。它不是第三共和国的衰亡；它只不过是压力集团制度不可能成功治理大国这个事实的例证。
在立法机构中有小麦业、肉业、白银业、石油业的代表，但首先是有各个工会的代表。在立法机构中只有一个群体没有代表，那就是全体人民。只有很少人站在全体人民一边。而所有问题，甚至对外政策的问题，都从特殊压力集团利益的角度被看待。
在美国，一些人口稀少的州对白银价格感兴趣。但是并非这些州的每个人都感兴趣。然而，美国数十年来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在市场价格之上购买白银。再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只有少量人口从事农业；其他人口是农产品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然而，美国的政策是花费成百上千亿维持农产品价格高于潜在市场价格。
人们不能说这个政策有利于少数人群，因为农业利益不是均匀一致的。奶农对于谷物的高价格并无兴趣；相反，他更希望谷物价格低。鸡农希望鸡饲料价格低。农民有许多对立的特殊利益。然而，国会政治中的巧妙策略是少数群体有可能以多数的利益为代价获得特权。
一个在美国尤其有意思的例子是关于糖。或许每500个美国人中只有一个对糖的更高价格感兴趣。或许500人中的499人希望糖价更低。然而，美国的政策却是通过关税和其他特殊手段提高糖价。这个政策不仅损害那499位糖的消费者的利益，还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制造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与所有其他美洲共和国合作，其中一些国家有意向美国出售糖。它们本来可以出售更多。这表明了压力集团利益甚至可能决定国家的对外政策。
年复一年，全世界的人们论述着民主——人民的代议制政府。他们指责其缺陷，但是他们抨击的民主不过是干预主义，是国家的主导政策的那种民主。
今天人们可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在19世纪初，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立法机构，人们发表关于人类重大问题的演说。他们为反抗暴政、为自由、为所有国家的合作而战。但是现在我们在立法机构中更加现实了！”
当然我们更加现实了；人们不再谈论自由：他们谈论花生的更高价格。如果这是现实的，那么立法机构当然改变很多，但这不是进步。
干预主义带来的这些政治变化大大削弱了人民和代表抵御独裁者妄念和暴君行径的力量。只关心满足投票者愿望——例如，要求糖、奶和黄油的更高价格以及（受到政府补贴的）小麦的更低价格——的立法代表只能非常虚弱地代表人民；他们永远无法代表全体人民。
喜欢这些特权的投票者没有认识到，还有希望相反事情的反对者会阻止他们的代表取得完全的成功。
这个制度导致公共开支持续增加，同时征税更加困难。这些压力集团代表希望给自己的压力集团争取许多特权，但是他们不想给自己的支持者加上过重的税收负担。
立法者应当代表的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他的选区的特殊利益，这种观念不是18世纪那些现代宪政政府奠基者的观念，它是干预主义的产物。最早的观念是，立法机构的每个成员都应当代表全体人民。他在特区当选仅仅因为他为当地人所知，当地人们对他有信心。
人们并不应期望他去政府为他所属的群体要求特殊利益，比方说新学校或新医院或者新精神病疗养院——由此导致政府在他的社区的开支大幅上涨。压力集团政治学说明了为什么所有政府都几乎不可能停止通货膨胀。一旦当选官员试图缩减开支，限制花费，那些主张特殊利益的、从预算项目中受益的人们就会出来声称，这个项目不能实行或者那个项目必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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