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但是过了一段时间，1917年春，美国卷入了战争，向英国人供应足够数量的物资。因此，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通向奴役的道路被中断了。
希特勒当权之前，布吕宁（Brüning）总理在德国出于不寻常的理由再次引入价格控制。而希特勒甚至在战前就实行了；因为在希特勒德国没有私营企业也没有个人积极性。在希特勒德国存在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它与苏联制度的区别仅仅在于，自由经济体制的用语和标签仍然被保留下来。仍然存在所谓的“私有企业”。但是企业主不再是企业家，而是被称为“经理”（Betriebsführer）。
整个德国都是按照领导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元首当然是希特勒，然后有各级大小领导。企业的领导就是经理。企业的工人被称为Gefolgschaft，这个词在中世纪表示封建领主的随从。所有这些人都必须服从名称极长的机构——Reichsführerwirtschaftsministerium——发出的指令，其首领是著名的佩戴珠宝和勋章的胖子，名叫戈林。
这个名称冗长的机构向所有企业发出指令：生产什么，多少数量，从哪里获得原材料，付多少钱，产品按照什么价格卖给谁。工人们奉命在某个工厂工作，他们得到政府规定的工资。整个经济体系的每个细节都被政府管制。
经理没有权利将利润归为己有；他得到相当于工资的收入，而如果想得到更多，他就会说（举例说）：“我病得厉害，需要立即做手术，手术要花500马克。”然后他就要问区长（Gauführer 或者Gauleiter）能不能在工资之外多拿点钱。价格不再是价格，工资不再是工资，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数量词了。
我现在告诉你们那个制度是如何破产的。经过多年战斗，一天，外国军队抵达德国。他们试图维系这个政府指令的经济制度，但是要想维系，就需要希特勒的凶残，否则就行不通。
德国是如此，同时，英国——在二战期间——所做的和德国完全一样。英国政府从某些商品的价格管制开始，一步一步地（和希特勒在战前和平时期所做的一样）越来越多地控制了经济，战争结束时，他们实行的几乎就是纯粹的社会主义。
英国不是被1945年成立的工党政府带向社会主义的。战争期间，英国在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任首相的政府领导下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工党政府不过保留了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政府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尽管遭到人民的剧烈抵抗。
英国的国有化并没有很大的意义；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不过是名义上的，因为英格兰银行已经处于政府的完全控制下。铁路和钢铁工业的国有化也是一样。
所谓的“战争社会主义”——意思就是逐步实行的干预主义体制——事实上已经把经济体制国有化了。
德国和英国体制的区别并不重要，因为掌控体制的人都是由政府任命的，而且他们都必须在所有方面服从政府的指令。如我前面所说，德国纳粹的体制保留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标签和术语。但是这些标签和术语的意思很不同了：它们现在仅仅是政府指令。
英国体制也是如此。英国保守党重新掌权后，那些经济控制中的一些被取消了。在英国，现在一方面有人企图保留控制，一方面有人企图取消控制。（但是人们一定不能忘记，英国的状况与俄国的状况十分不同。）那些依赖粮食和原材料进口，因而必须出口制成品的国家也是一样。对于严重依赖出口的国家，政府控制体制根本行不通。
于是，只要在经济自由尚存的地方（在一些国家仍然有真正的自由，例如挪威、英国、瑞典），它的存在是因为保留出口的必要。前面我选取了牛奶的例子，不是因为我对牛奶有特别的偏好，而是因为几乎所有政府——或者说大部分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间管制了牛奶、鸡蛋或者黄油的价格。
我想简短论述一些另一个例子，租金管制。如果政府管制租金，一个结果就是，那些由于家庭条件变化原本会从大住房搬到小住房的人不这么做了，例如，那些孩子长大到二十多岁结婚或者到其他城市工作的家庭。这样的家庭过去通常会改变住处，搬到较小较廉价的住房。租金管制实行后就无此必要了。
1920年代初的奥地利维也纳，租金管制很严格，管制之下，一间普通住房的租金不超过国有公共汽车票价的两倍。你们可以设想，人们毫无改变住房的动机。另一方面，也没有新住房建设。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二战后的美国，而且在许多城市延续至今。
美国的许多城市陷于财政困境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它们有租金管制，因而住房短缺。于是政府花大钱建新房。但是为什么会有住房短缺呢？住房短缺发生的原因和牛奶价格管制时牛奶短缺的原因一样。这意味着：政府干预市场时，市场就被驱使向社会主义。
一些人说：“我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不希望政府控制一切。我们知道那样不好。但是为什么政府不能对市场稍加干预？为什么政府不能消除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物呢？”上面的话就是回答。
这些人谈论“中间道路”政策。他们没有看到：孤立的干预，也就是仅仅对于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小部分的干预，造成的状况比政府——以及要求政府干预的人们——发现比他们希望改变的状况更糟糕：要求租金管制的人们发现公寓和住房短缺之后大为恼火。
但是这个短缺正是政府干预造成的，正是把租金限制在自由市场水平之下的管制造成的。
存在第三种制度——如其支持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保留两者的优点避免两者的缺点的制度——的说法是纯粹的胡说。相信存在这种神话制度的人们在赞美干预主义的好处时可能诗意盎然。我们只能说他们搞错了。他们赞美的政府干预会造成他们自己也不喜欢的状况。
我后面将要论述的论题之一是保护主义。政府试图隔绝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它实行关税，导致商品国内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使国内生产商能够形成卡特尔。然后卡特尔又受到政府的抨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卡特尔立法是必要的”。
大多数欧洲政府正是如此。在美国，反托拉斯立法和政府与垄断的幽灵的斗争还有其他原因。
政府通过其干预为国内卡特尔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时候它又指着企业说：“这些是卡特尔，因此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必需的。”多么荒谬！通过制止使卡特尔成为可能的政府干预来避免卡特尔要简单得多。
政府实施干预“解决”问题的观念在每个国家都导致了至少令人不满的常常颇为混乱的状况。如果政府不及时停手，干预就会带来社会主义。
然而，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仍然颇得人心。只要有人不喜欢这世界上的某件事情，他就会说：“政府该采取措施。我们要政府干什么？政府就该制止它。”这是过去时代思想的典型遗迹，
我指的是现代自由、现代宪政政府、代议制政府或者现代共和主义之前的时代。
几个世纪以来，每个人都相信的一个学说：国王，涂了油的国王（古代国王登基时由祭祀涂油，作为神授君权的象征——汉译者注），是上帝的信使；他有超过臣民的智慧，有超自然能力。直到19世纪初，患某些疾病的人还希望通过国王之手的触摸而痊愈。医生们通常都更能够治疗病人；但是他们也让病人去接受国王的触摸。
人民从属于政府、王室具有超自然和超人力量的学说逐渐不再为人们相信了——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它又复活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德国教授桑巴特（Werner Sombart），我与他很熟悉，他是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也是美国经济学会的荣誉会员。这位教授写了本书，英文译本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有法文译本，或许还有西班牙文译本——至少我希望有，因为这样你们就可以验证我说的话了。在这本书是在我们这个世纪而不是黑暗的中世纪出版的。在这本书中，经济学教授桑巴特直截了当地说：“元首，我们的元首（他当然指的是希特勒）直接从上帝这位宇宙的元首那里接受命令”。
我前面说到元首的等级，我说希特勒是这个等级中的“最高元首”。但是，按照桑巴特的说法，还有一个更高的元首，上帝，宇宙的元首。他的说法是上帝直接向希特勒下达命令。当然了，桑巴特教授说得很谦虚：“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与元首沟通。但是这个事实不可否认”。
你们现在知道，这样一本书居然能够用一度被人们赞誉为“哲人和诗人的国度”的德国的语言出版，而且还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你们也不会奇怪，即便一个小官僚，也会认为他比公民更智慧更优秀并且企图干预一切，哪怕他只是个芝麻官，而不是各个学会名誉会员的桑巴特教授。
有没有办法对付这样的境况呢？我要说，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公民的权力；公民们必须防止自认为比普通公民有更高智慧的专制政权。这就是自由和奴役的根本差异。
社会主义国家妄称自己实行民主。俄国人称他们的制度为人民民主；他们或许认为独裁者代表了人民。一位独裁者，阿根廷的胡安?庇隆（Juan Perón）1955年被迫流亡的时候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我们祝愿其他国家的所有独裁者都得到同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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