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独裁绝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正如它不是解决自由问题的办法一样。独裁者起初可能做出各种承诺，但是作为独裁者，他不会信守承诺。相反，他会立即压制自由言论，使得报纸和立法代表无法——在几天、几个月或者几年后——指出他在独裁初期所说的和后来所做的不一样。
我们看到自由在这么多国家中衰败的时候，就会想到德国这样的大国过去经历的可怕独裁。因此，人们现在谈论自由的衰败和我们的文明的衰落。
人们说每个文明最终必然毁灭和瓦解。一些杰出人士支持这个观念。其中一位是德国教师斯宾格勒，另一位更加知名得多，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文明衰老了。斯宾格勒将文明与不断生长但最终会衰亡的植物比较。他说，文明也是一样。把文明比喻为植物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在人类历史上区分不同的独立的文明是十分困难的。文明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它们不断相互影响。因此，人们无法像论及一个植物的死亡那样论及一个特定文明的衰落。
但是，即便你拒绝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学说，仍然有一个十分流行的类似的说法：衰落的文明。无疑，在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帝国培育了非常有活力的文明。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欧洲、亚洲和非洲地区有很高的文明。也有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很高的经济文明。尽管与我们今天的状况相比，它颇为原始，但无疑是引人瞩目的。它达到了现代资本主义之前最高的劳动分工程度。同样无疑的是，这个文明解体了，特别是在3世纪。罗马帝国内部的解体使它无法抵御外部的侵略。尽管那次侵略并不比罗马帝国在之前几个世纪多次抵御的侵略更严重，但是在罗马帝国内部发生分裂后，他们不再能够抗得住。
发生了什么呢？出现了什么问题？什么造成了一个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18世纪之前最高文明的帝国的解体？真相是，毁灭了这个古老文明的是与今天威胁我们的文明的危险十分类似的、几乎相同的事物：一是干预主义，二是通货膨胀。罗马帝国的干预主义表现为这样的事实：罗马帝国因袭了希腊的政策，没有放弃价格管制。这个价格管制一直是温和的，几乎没有什么后果，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它并没有试图把价格降到市场水平之下。
但是当通货膨胀在3世纪开始的时候，可怜的罗马人尚没有通货膨胀的技术手段。他们不能印钱；只能降低铸币的贵金属成色，与今天的办法相比，这是个笨拙得多的办法——今天，人们借助印刷厂能够轻易地毁坏货币的价值。但是那足够了，而且它造成了与价格管制一样的结果，因为当局允许的价格现在低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各种商品的价格的潜在水平了。
当然了，结果是，城镇中粮食供应下降。城镇里的人们被迫回到农村重新务农。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不具备理解劳动分工问题和通货膨胀对市场价格影响的思想工具。货币滥发、货币贵金属成色降低是不好的，这一点他们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
于是，皇帝制定针对此的法律。一些法律禁止城镇居民迁移农村，但是这样的法律是无用的。只要人们在城里没有吃的，只要他们在挨饿，就没有什么法律能够阻止他们离开城镇重新务农。城镇居民不再能够在城镇中作为工匠在加工行业工作了。而且，随着城镇中市场的消失，不能够在城里买到任何东西了。
于是我们看到，从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的城镇衰败了，劳动分工不像以前那么深入了。最终，中世纪自给自足的家居制度，也就是后来法律上所谓的“城堡“制度，出现了。
因此，如果人们把我们的状况与罗马帝国的状况对比并且说：“我们也会走同样的道路”，他们是有理由的。他们能够发现一些相似的事实。但是也有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并不在于3世纪下半叶的政治结构中。那时候，平均每隔三年一个皇帝被暗杀，杀他的人或者幕后主使成为继任。再过三年左右，新皇帝也遇害。当迪奥克里申（Diocletian）284年登基时，他一度试图阻止衰败，但是没有成功。
今天的状况和罗马时代的状况的巨大差异在于，导致罗马帝国的解体的那些措施不是预谋的。我得说，那些措施不是应受指责的成型学说的结果。
然而，相反，我们时代的干预主义观念、社会主义观念和通货膨胀论观念已经被作家和教授们调制成为成型学说。学院和大学在教授这些学说。你们可能说：“今天的状况糟糕得多。”我将回答说：“不，并不更糟糕。”在我看来，今天的状况更好，因为这些观念能够被另一些观念击败。在罗马皇帝的时代，没有人质疑政府有权决定最高价格是好的政策。没有人有异议。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学校和教授提出异议，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今天为害我们的、使得政策如此有害的所有那些坏观念都是被学术理论家发展出来的。
一位著名的西班牙作家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说到“群众的反叛”。我们必须小心运用这个词，因为反叛不是群众发动的：它是知识分子发动的。那些提出了这些学说的知识分子并非来自群众。马克思主义学说声称只有无产阶级有好观念，而且只有无产阶级思想能够创造社会主义，但是所有社会主义作家，无一例外，都是社会主义者所说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卡尔·马克思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他是律师的儿子。他不必工作就上了大学。他和今天那些成功人士的孩子一样在大学学习。后来，他毕生得到他的朋友恩格斯的支持，恩格斯是工厂主，按照社会主义观念，是最坏的那种“资产阶级”。在马克思这样的语言里，他是剥削者。
我们时代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都是观念的产物。好的坏的都是。需要做的是与坏观念战斗。我们必须与公共生活中不喜欢的一切事物斗争。我们必须用好观念取代坏观念。我们必须拒斥主张工会暴力的学说。我们必须反对财产充公、价格管制以及危害我们的所有那些邪恶。
观念，也只有观念能够照亮黑暗。这些观念必须以能够说服人的方式传达给公众。我们必须使人们相信，这些观念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19世纪的伟大时代、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巴斯夏和其他人——的观念的结果。
我们要做的不过是用好的观念取代坏的。这一点，我希望正在成长的这一代人能够做到。我们的文明并非像施宾格勒和汤因比说的那样注定灭亡。我们的文明不会被莫斯科的精神征服。我们的文明将要也必然存在下去。它将通过比今天主宰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那些观念更好的观念存在下去，而这些更好的观念将由正在成长的这一代人发展出来。
五十年前，世界上几乎没有人有勇气支持自由经济，但是现在，至少在一些发达国家，有了一些弘扬自由经济的机构，例如你们国家的这个邀请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伟大城市说上几句的“自由市场研究中心”。我认为这是个好兆头。
就这些重要论题我不能说很多。六次讲演对于听众来说可能很多了，但是还不够建立起自由经济制度的完整理论，肯定也不足以反驳在过去五十年间关于我们论述的经济学问题写就的所有胡说八道。
我十分感谢贵中心给我机会对如此出色的听众讲演，我希望几年后在阿根廷和所有其他国家支持自由观念的人数会大大增长。我本人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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