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样。前资本主义的等级社会却不是这样。那些被认为是欧洲大贵族的家族今天仍然是那些家族，或者说它们是800或1000年或者更久前欧洲最尊贵家族的后裔。波旁的卡皮家族（Capetians of Bourbon）——曾经统治阿根廷很长时间——早在10世纪就是王族。这些王公统治着现在法国领地（Ile-de-France），代代相传。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持续的变化——穷人发财，那些富人后裔丧失了财产，成为穷人。

今天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市中心大街上的书店里看到一位极其杰出、极其重要、19世纪欧洲大企业极其典型代表的企业家的传记，甚至在这个远离欧洲的国家的书店也有他的传记。我凑巧认识这个人的孙子。他有同样的姓，他还有贵族头衔，那是他的铁匠出身的祖父80年前被册封的。今天这位后人是纽约市的一位贫穷的摄影师。

这位贫穷的摄影师的祖父成为欧洲最大工业家之一的时候，还身处贫穷的一些人今天却成为工业巨头。每个人都能够改变其地位。这就是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制度的区别。在后一个制度下，如果人没有取得他企图达到的地位，他只能责备自己。

迄今为止20世纪最著名的工业家是亨利·福特。他从朋友那里借来几百元创业，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创造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企业之一。人们每天都可以发现几百个这样的例子。

纽约时报每天都刊登长长的讣告名册。如果你阅读逝者生平，你或许会发现一位纽约街角卖报出身的杰出企业家。或者一位银行初级职员出身但去世时是该银行总裁的人。当然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达到这些位置。并非所有人都想达到这些位置。一些人对其他问题更感兴趣，而对这些人来说，今天有着封建社会时期、等级社会时代并不存在的途径。

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禁止选择职业这项基本自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一个经济当局，它有权决定有关生产的一切事务。

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人们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同一个事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同义词是“计划”。如果人们谈论“计划”，他们当然指的是中央计划，那意味着政府做出的计划——禁止政府之外的任何人从事计划的计划。

一位英国女士，她是上院议员，写了本书《计划还是无计划》（Plan or No Plan），在世界上颇受欢迎。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呢？她说“计划”的时候，她仅仅指的是列宁斯大林及其接班人构想的那种计划，那种主宰一国所有人所有活动的计划。因此，这位女士指的是排除一切个人计划的中央计划。她的书名《计划还是无计划》是虚幻的，是欺骗性的；可供选择的不是中央计划还是无计划，而是中央政府当局的全面计划还是个人制定并执行自己计划的自由。其实每个人都计划其生活，计划他的每一天，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他的当天计划。

自由民每天都为他的需要而计划；他会说：“昨天我还打算一辈子都在科尔多巴工作。”但是现在他得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条件更好，于是改变了他的计划，他说：“我不在科尔多巴干了，我想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就是自由的意思。自由民可能搞错，可能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其实是个错误。可能对他来说科尔多巴的条件更好，但是计划是他自己制定的。

在政府计划下，他就像军队的士兵。军队的士兵无权选择他所属的部队，在哪里服役。他必须服从命令。社会主义制度——卡尔?马克思、列宁和所有社会主义领袖所知道并且认可的——就是把军队规则运用于整个生产体系。马克思谈论“工业大军”，列宁主张“根据军队模式组织一切——邮局、工厂和其他行业。”

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都取决于最高当局成员的智慧和才能。最高独裁者——或者他的委员会——不知道的事情就不予考虑。但是，人类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知识不可能为每个人获得；在过去的世纪里，我们积累了极其大量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没有人能够掌握这一切知识，即便最聪明的人也不行。

而且人是不同的，人是不平等的。人们将永远如此。一些人在某个方面很有天赋，在另一个方面不那么有天赋。一些人有发现新路径、改变知识走向的才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进步和经济进步是通过这些人取得的。如果一个人有一个想法，他就会去找几个能够认识到他的想法的价值的人。一些认识到这样想法的可能结果的眼光深远的资本家就会投资使之得以实施。其他人开始可能会说：“他们是笨蛋”；但是一旦他们看到这家企业兴旺发达了，人们踊跃购买其产品，他们就不再这么说了。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一个想法能够被付诸实施之前之前，必须取得政府当局的许可。这可能很困难，因为只有领导层的一群人——或者只有最高独裁者本人——才有权作出决定。如果这些人——由于懒惰或者老龄，或者由于他们不够聪明不够有学识——不能理解新的观念的意义，那么新的项目就不能实施。

我们可以看看军事史的例子。拿破仑无疑是军事天才；然而，他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始终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他因此被打败，被独自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的问题是：“如何征服英国？”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海军跨越英吉利海峡，有人告诉他，他们有办法实现渡海，这些人——在帆船时代——有了新的蒸汽船的想法。但是拿破仑没有明白他们的主张。

还有就是著名的德国总参谋部（Generalstab）。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被普遍认为具有无以伦比的军事智慧。福柯将军领导的法国总参谋部也有类似的声誉。但是德国人和法国人——后来在福柯将军的领导下打败了德国人——没有认识到航空对于军事的重要性。德国总参谋部说：“航空只能是娱乐，飞行是闲暇人们的享受。从军事观点看，只有飞艇才有用。法国总参谋部也持同样观点。

后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一位将军相信航空将对于下一场战争十分重要。但是美国所有其他的专家都反对他。他无法说服他们。如果你要说服一群与问题的解决不直接相关的人，你就永远无法成功。非经济问题也是一样。

曾有画家、诗人、作家、作曲家怪罪公众不理解其作品，他们因此生活贫困。公众当然可能会判断低下，但是当艺术家说“政府应当支持伟大的艺术家、画家和作家”时，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政府应该委托哪些人来决定一位新人到底是不是伟大的画家呢？这必须依靠评论家和艺术史教授们的判断。这些教授们总是回顾历史却很少表现出发现新的天才的能力。这就是“计划”体制和每个人为自己谋划和行动的体制的巨大差别。

的确，伟大的画家和伟大的作家经常必须忍受艰难困苦。他们可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就，但并不总是能够发财。梵高无疑是伟大的画家。他经受了难以承受的困苦，最后在37岁时自杀。他一生只卖出了一张画而且买主还是他的堂（表）兄弟。除了这次收入，他一直靠他那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画家的哥哥供养。但是梵高的哥哥理解画家的困难。今天，少于10万或者20万美元买不到梵高作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梵高的命运可能会不同。一些政府官员会征求一些著名画家的意见（无疑梵高根本不会承认他们是艺术家），这位半疯或者全疯的年轻人是否真是值得支持的画家。他们毫无疑问会回答说：“不，他不是画家；不是艺术家；他不过是在浪费颜料而已”；政府会把他送进牛奶加工厂或者精神病院。

可见，年轻一代的画家、诗人、音乐家、记者、演员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是基于错觉。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些人群身处社会主义观念最狂热支持者之列。

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的对比而言，问题稍有不同。社会主义论者们从未怀疑现代工业以及现代企业经营都是基于核算。不仅工程师在计算的基础上制订计划，生意人也是一样。生意人的核算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市场经济中，物品的货币价格不仅是对消费者的信号，也向生意人提供了关于生产要素的重要信息，市场的主要功能不仅是决定生产过程的最后阶段和把物品交到消费者手中的过程的成本，也决定了之前的那些步骤的成本。整个市场体系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不同的生意人之间存在经过核算的劳动分工，他们相互竞争，获取生产要素——原材料、机器设备——和人力要素，也就是劳动力。离开市场价格，生意人的这种核算无法进行。

一旦取消市场——社会主义者希望这么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一切计算就都没有用了。技术人员能够提出大量项目，从自然科学的观点看是同样可行的，但是要弄清其中哪些项目从经济的观点看最优，就需要生意人的基于市场的核算。

我论述的问题是与社会主义相反的资本主义经济核算的根本问题。事实是，经济核算，还有所有的技术规划，只有在存在货币价格时才可能实现，不仅消费品如此，生产要素也是一样。这意味着必须有原材料、半成品、工具和机器、以及人类劳动和服务的市场。

这个事实被发现后，社会主义者不知道怎么回答。一百五十年来他们一直在说：“世上的一些邪恶都是由于市场和价格。我们要取消市场，当然也就取消了市场经济，用一个没有价格没有市场的制度取代它。”他们想取消马克思所谓的商品和劳动力的“商品性质”。

对这个新问题，社会主义论者们一筹莫展，最后只能说：“我们不取消市场；我们将承认市场存在。我们将操纵市场。”但是操纵规律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我们这里没有时间做完整的论述。我在著述中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我无法在六次讲演中分析它的所有方面。因此，我想建议你们，如果你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核算和计划的不可能性这个根本问题感兴趣，请阅读我的著作《人类行动》。该书有一个杰出的西班牙文译本。

也请阅读其他著作，例如挪威经济学家霍夫（Trygve Hoff）的关于经济核算的书。如果你们不想只听一面之词，我推荐你们阅读杰出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Oskar Lange）关于这个论题的深受好评的社会主义著述。他曾经在美国大学任教授，然后任驻美国大使，后来回到波兰。

你们或许会问我：“俄国如何呢？俄国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么问就改变了问题。俄国人在一个生产资料、原材料等一切都有价格的世界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他们能够利用世界市场的外国价格制定计划。由于俄国的状况与美国有所不同，结果常常就是，一些美国人认为根本就是荒唐的事情，俄国人认为——从他们的经济立场看——是合理的、好的。

人们所谓的“苏联实验”没有证明任何事情。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核算问题——的知识。而且，我们能够称之为实验吗？我不相信在人类行动和经济学的领域里存在科学实验这么回事。人们无法在人类行动领域做实验，是因为科学实验要求人们在各种条件下做同样的事情，或者维持条件不变只改变一个要素。如果你给患癌症的动物注入某种实验药物，结果可能是癌症消失了。你可以用患有同一种癌症的各种动物检验。你可以用新方法治疗其中一些并与另外一些作对比。在人类行动领域你不能这么做。在人类行动中没有实验。

所谓的苏联“实验”只不过表明了，苏联的生活水平无法与被全世界公认的资本主义典范——美国——相比。

当然了，如果你告诉一位社会主义者这一点，他会说：“苏联的一切都好极了。”然后你告诉他：“可能是好极了，但是平均生活水平低很多。”然后他会回答说：“没错，但是你想想，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人多么悲惨，而且我们刚刚打了一场可怕的战争。”

我不想讨论这是不是正确的解释，但是如果你否认条件相同，那你就不能说这是实验。那么你只能这么说（这么说正确得多）：“俄罗斯的社会主义给普通人的状况带来的改善，比不上同一时期美国的改善。”

在美国，你几乎每周都能听到一些新事物、一些进步。这些进步是企业创造的。成千上万的生意人夜以继日地寻找一些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或能够更廉价生产的新产品，或者更好又更廉价的新产品。他们这么做不是出于利他，而是为了赚钱。结果是，美国的生活水平比五十年或一百年前发生了几乎奇迹般的改善。但是苏联没有这样的制度，于是苏联生活水平的改善无法与美国相比。那些告诉我们应当采取苏联制度的人大错特错了。

还应该说一些别的。美国消费者既是买主也是老板。离开美国的商店时，你会看见一个横幅：“感谢光临，欢迎再来。”但是你走进一个极权国家——不论是今天的苏联还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商店时，店员会告诉你：“你得感谢伟大领袖给了你这个”。

在社会主义国家，心怀感激的不是卖主而是买主。公民不是老板，老板是中央委员会。那些社会主义委员会和领袖和独裁者才是老板，人们只能服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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