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政策的前景仍不确定。最突出的忧患是，中国对外关系和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两项重中之重)，即对美和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远望未来，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很大部分将直接是关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其西部)的。”修昔底德陷阱”首先在海洋上!
中美都经受不起政治浅薄和战略轻浮
在中国的对美关系(特别是其中的战略层面)方面，一定要牢牢记住以下根本事实：在程度空前的全球化和经久不息的地缘政治复杂交织的当今世界，太平洋西岸的巨型中国是高速增强着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则是实力最强和权势最广的发达国家，两国间的当代关系实属多维、复杂、能动和意义非凡。中美两国既非单纯的对手，亦非单纯的伙伴，双边关系中基本的竞争、对立、协调和合作成分既有相对的稳定性质，又有不息的变动特征。中美两国都必须明白，任何非同小可的彼此间轻视，任何左右相关国策的误识或偏见，任何就对方的紧要利益、实际能力和基本情感做出的严重误判，都会导致重大的损失和往往深远的后患;无论是试图以实力胁迫对方屈服的蛮横做法，还是出于激愤和莽撞的过激反应，都可谓政治上的浅薄和战略上的轻浮。
就中国的根本国家愿景之一而言，中国必须持之以恒地以坚决有力而不失审慎的战略推压步步劝使和迫使美国退让，接受中国应有的战略权利，从而争取经一段历史时期去实现中美作为两大世界强国的彼此间和平的”最终解决”。有些时候，坚决有力尤其必要，而另一些时候，不失审慎实属优先。就此，任何时候都要像毛泽东所说，防止一种倾向(必要)掩盖或排斥另一种倾向(必要)。既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雄心，又要真正懂得”欲速则不达”的哲理。
搞好与周边国家关系是搞好中美关系的前提
对付美国与对待周边之间有一种根本联系。周边关系不能大致地搞好，对美关系就没有大致搞好的希望。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特别重要的不良方面和不良阶段许多都深刻地出自中国周边的麻烦或”乱子”，出自中美两国就这些麻烦或”乱子”的结构性和情势性摩擦、对立和竞争，出自美国对这些的鼓动、利用或添乱。从长远的战略上说，争取中国在周边有愈益增多的友国、战略中立国甚或严格意义的战略伙伴，同时愈益减少或克服紧邻中国的战略对手或美国的战略附庸，将大有助于中国的旨在劝使和迫使美国退让的经久努力。
2013年10月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往后，尽管有中国政府在周边外交的某些重要领域的更多的创新性努力、更仔细的实际工作和相应的新增成效，但由于复杂难消且有所加剧的若干国际环境原因，加上中国周边战略任务的增进了的多样性及其由此难免的内在矛盾和波动，因而中日及中菲对抗不仅不见实质性的缓解，反而在它们的一些重大方面更为加剧(虽然在奥巴马2014年4月下旬访问日本前后至今，中国对日超强硬态势几乎悄然出现了多少温和化的迹象);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政府在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就南海问题抛出了一系列显著加剧中美立场对立的政策言论和政策行动，南海争端变得更加深刻，而且先前好多个月里行之有效的、中越两国间海上争端降温甚至”冻结”的局面也出现了再度的逆转。此外不要忘记，自2013年12月金正恩残酷处决张成泽、并且宣布其罪名之一是犯下将朝鲜”宝贵资源廉价变卖的卖国行为”往后，中朝关系一直处于历来所曾有过的最低点。不仅如此，民族主义经济改革家莫迪在印度赢得压倒性选举胜利和开始执政以来，中国与潜在大强国印度之间的合作协调与竞争对立的现实可能性都在显著增长，中印关系状况对中国外交的挑战将越来越重要，同时越来越复杂。中国在对周边和对美国两方面都任重道远，需要锲而不舍，与时俱进。
坦率地说，目前对外政策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战略重点何在?能否避免四面出击的倾向?就此而言，在有广泛的战略铺局的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合理的战略重点，首先追求在这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其次的最大问题是能否避免在某些要事上轻视”顺势而行”和”知止”的必要?或者说，能否真正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进一步说，战略努力必须有基于深思熟虑的坚韧，战略耐久性往往有决定意义。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的总结性的最后一篇(第八篇)里有一番非常好的论说，特别适合中国当前对外政策的必需的优化，无论是在对美政策还是在周边政策上：
“由于在战争中过小的努力不仅能导致失败，而且能造成实在的损害，因而每一方被驱使去超过对方，这就引发了一种互动。这么一种互动本可导致最大程度努力……然而在此情况下，行动与政治要求之间的全部相称性将丧失净尽：手段将不再符合目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一种最大程度的奋力政策势将会失败……
“以此方式，交战者再度被驱使采取一种适中的方针。他将依据不使用更大兵力这一原则行事，同时不给自己确定更大的军事目标，大于足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为了将此原则转变为实践，他必须弃绝在每个既定场合力求绝对成功的需要……于是,在这点上，智识活动……成了一门最广义的艺术–使用判断力的才能，以辨识巨量的多样事实和情势之中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要素。……这判断力在于本能地比较所有因素和随附环境;遥远的和次要的被立刻撇除，与此同时最紧迫和最重要的被辨识出来……
“为了发现我们的资源中须有多少被动员起来用于战争，我们必须首先审视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我们必须估计敌对国家的实力和形势。我们必须估计它的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和能力，并且就我们自己的做同样的事情。最后，我们必须评价其他国家的政治同情，连同战争可能有的对它们的影响。在其一切分支和多样性上估量这些事情显然是一项巨大的任务……”
在考虑和实施中国当前对外政策必需的优化(无论是对美政策的优化还是周边政策的优化)的时候，应当记住克劳塞维茨的这番至理名言，从而采取和坚持一种适合于政治大目的的”适中的方针”。
如何对待乌克兰问题是中国的巨大考验
无论是中国的周边外交，还是中国的大国外交，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对俄外交。如前所述，中国对外政策的前景仍不确定，仍在受各种各样国内外要素的能动和往往互相矛盾的影响，因而晚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可被认为多少有着自相矛盾和波动的性质。中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态势历程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重大例子，同时它也直接涉及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即中俄关系的最新基本状态。
虽然有与俄罗斯的非常重要和显著发展了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充分理解俄罗斯在保持克里米亚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方面的传统的紧要利益，但中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依然坚持并反复宣告不干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尊重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根本的国际法原则，同时本着”制裁解决不了问题”的一贯立场，不赞成美国及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外交制裁。可以说，这是中国对外政策中义利兼顾、不为利而显著伤义的一个典型。
不过，恰恰主要因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颇大的战略重要性，加上美国对华战略态度的晚近恶劣和战略围挤的加紧进行，在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兼并后，中国之公开诉诸上述国际法原则的频率和声响度非常显著地减小，尽管俄罗斯策动或鼓励乌克兰东部分裂出去、以致最终将它并入俄罗斯的活动仍有张有弛地持续进行。不仅如此，作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的一项重要内涵，与俄罗斯对华亲近倾向的显著增进和对华战略依赖的骤然加深同步，中国将以支付巨量俄罗斯天然气进口这一间接方式，给俄罗斯提供非同小可的财政援助，以便协助它争取渡过大体上由美欧经济制裁的影响招致的财政和经济困难，同时在战略经济维度上强化中俄伙伴关系。
然而无论如何，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少有可能提升为同盟关系，同时中俄关系无论何等重要，也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一定意义上，乌克兰问题依然是对中国对外政策原则、大国外交和地缘战略的全面的均衡性的一个考验，也依然是对中国对外”义利观”的充分可信性的一个考验。
该文系时殷弘在由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等主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4)”的发言讲话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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