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拉克、阿富汗的全面撤军到叙利亚问题上自缚手脚，美国以近乎激进的方式完成了对大陆义务长尾（Long Tail）的切割。这种调整与权势衰落不能简单划等号，它反映的是对全球力量分布的重新认知。然而，从“帝国式过度扩张”急剧后退在短期内仍有负面效应，对美国权势信心的动摇以及因之引发的国内外分裂将是奥巴马政府未来两年的肌肤之疾。
“帝国式过度扩张”：当义务成为负担
1899年，英国下院怀疑海陆军新增加的预算有相当一部分被浪费了，要求后者对当前提供保护的海外领土和盟国作出说明。海军部在研究了所有成文条约和口头协议后，列出了一份长度惊人的清单：英国有义务保卫瑞典和挪威，保卫奥斯曼帝国的亚洲领土，保卫葡萄牙的海外领地，保卫全部或部分普鲁士、希腊、塞尔维亚、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甚至卢森堡领土，这些任务即使是在预算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完成。仅仅两年之后，海军情报署判断：由于法俄在地中海的舰队之和已经超过英国，皇家海军若想确保和印度之间的交通线，就无力阻止俄国控制黑海。又过了两年，英国被迫从西印度群岛、百慕大、克里特岛和加拿大撤出大部分驻军，并减少在埃及和印度的兵力。做出这一决定后不久，伦敦打破长久以来的“光荣孤立”、与法国缔结协约，开始集中资源应对欧洲大陆上的威胁。
这种决定性转变，在战略研究中称为“调控衰落”（Management of Decline），它指的是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在相对实力出现下降时，选择切割非核心利益、集中资源于对霸权维持最具决定性的领域的策略，以确保对整个体系程度稍逊但依然具有决定性的控制力。在英国的案例中，北非、巴尔干、西印度群岛乃至中亚属于“长尾”，欧陆均势与海上统治权则是基础，割除长尾并不会对不列颠的绝对优势形成颠覆，只是一种成本控制。
当然，另一个吊诡的现象颇值得一提：尽管“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在1815年就成为定局，但英国的全球霸权一直是以“非正式帝国”的形态存在的。直到1870年，当把欧洲体制扩散到全世界的新帝国主义浪潮日益普遍化之后，英国才加入了这波狂飙，且收获颇丰：到1899年为止，不列颠的法定领土增加了425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6600万。但恰恰是这种可以量化的进账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位于英国领土边界处的那些腐败而好战的头领威胁到了贸易或秩序，英国人因此对他们动武，这就导致了统治范围的加增，继而又会和一些新的头领发生对立，于是扩张过程重演一遍。” 根据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创造的术语“力量损失梯度”（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要缓解因空间加增导致的统治力递减的自然趋势，帝国必须在安全保障方面支付呈几何级增长的成本；倘若这种空间膨胀没有最终界限，海量的大陆义务迟早会压垮财政。这就是保罗•肯尼迪（Paul M.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中强调的“帝国式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也是不列颠帝国盛极而衰的主因。
与鼎盛时代的英国不同，大陆存在一直是1945年之后的美国霸权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地理政治学先驱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早在20世纪初就已意识到，工业化时代，大陆强国的物质优势已经弱化了海上力量作为大战略工具的有效性，并使外围海洋强国不再享有干预时间方面的余裕。倘若海洋国家不想在战争爆发之初就被孤立，它就不能把隔岸观望当作常态，而必须在平时把政治和军事存在前出到欧亚大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就是这种存在的直接体现。
但美国至少吃过两次过度扩张的亏：1950年代末，华盛顿对世界范围内出现“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效应”（The Domino Theory on the Spreading of the Communism）的风险估计过高，把有重点、有针对性的遏制扩大为不计成本、四面开花的出手，终于招来越南败局。至于今天美国的全球“再平衡”（Rebalancing），则是在为21世纪初过度自信、在大中东地区贸然扩张义务的后果买单。事实证明，即使是在权势基值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计成本、不分轩轾地扩张大陆义务依然会导致灾难性后果，这种情形在缺少成本分担者时尤其突出。而过度扩张往往是由决策者迷信自身权势的心理导致的，因其源于人性，故难以根除。
自利与恐惧：战略收缩的后遗症
如果说过度伸张义务首先是由心理作用导致的，那么霸权国战略收缩带来的心理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应当从两个方面理解这种影响：首先，那些常常抱怨领导者管得太宽、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缺乏表现机会的盟国，现在突然失去了舵手和最主要的成本承担者。这些国家一面转而谴责老霸主“不负责任”、把烫手山芋甩给了自己，另一面则要尝试挑起担子。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基于自利（Self-profit）提出的方案会比过去带有更强的国别或集团色彩，相应的其不稳定性也会更突出。另一方面，霸权国本身对战略收缩造成的信誉下降也感到恐惧（Fear），他们担心友好国家的信任不复存在，更担心潜在的挑战者会利用这一时机全面进逼，因而在最初的收缩后仍有可能突然转向强硬。
这种混杂着私欲、恐惧和怀疑的复杂状态，在最近一个月的伊朗核问题谈判中得到了绝佳彩排。对华盛顿而言，既然以亚太地区为重心的“再平衡”战略已运作至中段，切割中东义务几乎成为必然。但美国不愿使撤离成为溃退，奥巴马政府依然希望留下一个冲突系数较低的中东权势结构，这意味着必须结束对伊朗的孤立，用开放石油出口和取消经济制裁换取德黑兰终止核计划，并使伊朗领导层保证不会肆无忌惮地渗入黎凡特地区。与此同时，巴以问题这个造成中东世界长期对立的渊薮也必须得到纾解。但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这两个传统盟国自有其算盘——逊尼派领导的沙特孤独而脆弱，它那衰老的领导层最怕出现一个从阿曼湾到叙利亚沙漠的新波斯帝国；相反，美国制裁和封锁伊朗对利雅得有利，所以他们不愿看到和解，更担心被华盛顿抛弃。至于以色列人，他们自今年春天起就反复抱怨美国没能控制欧洲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倾向，并且不止一次流露出要用武力单方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企图。至于频频露脸的法国等欧盟国家，它们显然还在练习成为规则制订者，而最近三年欧盟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实际上已经暴露了一项致命缺陷：欧盟不愿承担经济和政治成本，至多乐于做出“主导局面”的姿态而已。
中日问题则是又一局难棋。一年前，一位曾经的华府智囊谈及过美国在西太平洋问题上的底线：鼓励中国进一步发挥积极影响，但杜绝任何形式的势力范围或“特殊利益带”出现 。然则美国虽已在亚洲维持长期的政治-军事存在，地理上毕竟还是一个区域外国家，无论是出于成本还是政治考虑，它的“再平衡”首先必须立足于和盟国关系的调整。而中国周边各国多为地区强国，和作为全球存在的美国在政治诉求及利益结构上都有较大差异，感受到的压力也大不相同，这使得它们对“再平衡”较少被动接受，而是希图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很可能造成类似1970年代欧洲国家与美国间的微妙关系——彼时，西德等国利用身处对抗苏联第一线的地利坐地起价，要求美国在军事援助和核保护方面提供便利；然而这些国家又担心美苏妥协、将西欧丢给莫斯科，于是极力夸大苏联危险的迫切程度，力图诱使美方承诺在第一时间使用核武器，如此美苏再无机会和解，西欧则可永保其重要性 。
日本在东海之高调，多少出于相仿的考虑：鱼钓岛争端并不涉及美国的直接利益，但华盛顿需要做出姿态，证明它仍有能力和意愿维持对盟国的安保承诺。若美国倾向于纵容日本，东京、首尔乃至马尼拉自会得到信号：它们成功地绑架了华盛顿的政策，往后即使越界行事，主要冲突也只会在美中之间爆发；若美国态度冷淡或较为克制，日本政治家也可在国内大做文章，以“美日安保名存实亡”为名，进一步加快防务建设和修宪进程。
对美国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做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说的“地区平衡者”（Regional Balancer），“帮助亚洲国家通过斡旋冲突来避免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并抵消潜在竞争者之间的力量不平衡” ：这意味着鼓励更多多边进程的出现。但多边框架至少在启动阶段仍然需要安全和外部环境保障，需要美国充当后盾。故而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美国在亚洲问题上的卷入程度只会更深，这反过来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国内政治反馈。
萧墙之内：对外政策的国内镜像
和通常的印象不同，美国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无论即时程度还是剧烈性都要超过那些半民主或非民主国家。距离2014年国会中期选举还剩不到一年，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依旧被诟病为说大话、办小事，共和党极端派（The Tea Party）却在10月初的政府停摆闹剧中宣示了力量。若民主党未能赢得中选，成为“跛鸭”（Lame Duck）的奥巴马在任期最后两年将更多地受到来自国会的压力，“再平衡”的步骤及幅度也将随之发生变更。
停摆结束后一星期，与共和党保守派颇有渊源的战略情报公司“战略预测”（Stratfor）在其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国父眼中的美国对外政策”（U.S.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Founders’ Perspective）的长文，从中可以窥见某些风向。该文对宣称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首创美国孤立主义（American Isolationism）的流行观点进行了批驳，并认为：杰弗逊在历史上最早意识到美国乃是一个洲级大国以及欧洲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它不可能永远外于旧大陆的纷争。当欧亚大陆出现有能力封锁大洋或损害美国安全的威胁时，华盛顿必须迎难而上、主动出击。与此同时，杰弗逊鼓吹的成本控制原则仍应得到尊重，这意味着区分当下威胁的轻重缓急，把资源投入到最具迫切性的方向 。
上述观点流露出一项意味深长的信息：把孤立主义视为共和党天然倾向的传统观念已经过时，驴象两党在保持大陆存在、反对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的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所不同者，共和党认为奥巴马的“再平衡”华而不实（Hollow），它未能以切实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对亚洲盟国重申美国力量的可靠性，在给中国设定红线（Red Line）方面表态也不够直接。比起本届政府的犹疑不定、往往在问题出现后才设定标准或做出反应，共和党的主张要明了的多：美国可以后退或让步，但底线必须事先亮出，此外再无讨价还价余地。这种路线的冲突系数明显升高，但对美国威望的可靠性会有一定加成。
某种程度上，国内政治分歧之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已经开始凸显。10月初政府停摆（Government Shutdown）期间，奥巴马一度取消了包括APEC首脑峰会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活动安排，以集中精力应对内部挑战。彼时亚洲各国即有怀疑的声音——在国内政策分歧已呈图穷匕见之势、茶党不惜牺牲全局来打击民主党政府的背景下，奥巴马究竟能在外交上下多少功夫？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逡巡不前，对朝鲜和伊朗的态度暧昧，乃至美国政府对近期中日争端的徒劳喊话，折射出的都是一个焦虑而又疲惫的任事者形象。或许真的要待中选尘埃落定，战略调控的原则性纲要才能转化为具有可行性的措施；然而彼时奥巴马政府也将进入任期最后的“看守”（Caretaker）阶段，力不从心矣。
回到百年之前，英国从反思战略义务到打破孤立花去5年时间，又花了10年始织就针对德国的制约体系；美国要在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前提下完成战略收缩和再布局，难度只会更大，用时也难免更长。这种长期谋划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定时换届相碰撞，加剧了复杂性和曲折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家独大的年代已经过去，另一个“后维多利亚时代”（Post-Victorian Era）正在孕育。
作者：刘怡 原文载《南风窗》2013年第26期，发表时有删节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帝国的困境：美国的战略收缩与其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