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经济在同一时期持续增长，而且变得更加多元化，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结果，上海五国两强在社会经济份量和未来前景上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俄国和西方的蜜月关系进展，甚至在2014年双方摊牌之前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隔阂。如今，俄国和西方的隔阂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导致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这也将影响俄国与其他很多国家如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
虽然在原则上，当前的新趋势没有任何新鲜之处，2015年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已经与2013年不可同日而语了。俄罗斯现在进入持久的衰退中，而中国仍然继续增长(虽然比从前相比增长率有所下降)。俄罗斯与从前重要的西方经济和政治伙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与此相反，中国在与全球多个国家建立新的国际合作关系。这种分叉趋势反映在欧亚大陆两强在国际上的形象差异。
因为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和国际政治孤立同时出现，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俄国的相对衰落。因此，俄罗斯越来越明显地变成中国的小伙伴，甚至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也沦为二流角色(如果印度加入，就更是如此了)。这个趋势也将导致俄罗斯在金砖国家组织中的影响力下降，它的存在本来就已经让人觉得怪异。自从创立金砖国家组织以来，俄罗斯一直是群体中从能源价格上涨中获利的石油国家。它从来就不是以充满活力的工业和迅速发展的服务业为特征的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而其他金砖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此特征。
俄罗斯的地位总是令人尴尬，既非现代西方国家也不是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将变得更加明显。克里姆林宫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中也将沦落为二流国家，虽然这个角色它可能还无法适应。鲁基亚诺夫有关中俄作为平等伙伴结盟的异想天开所包含的幻想成份可能比作者设想的更多。中国当然会利用俄罗斯与西方的隔阂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许正在寻求填充贸易和投资空缺的途径。但是，北京并没有多少理由把俄罗斯当作地缘政治的平等者和战略盟友。
问题二：亚洲临时结盟不等于欧洲工程
包括欧盟在内的整个西方是政治综合体，其成员在社会经济上存在差异，但在文化和历史上有密切关系。从1975年到2013年，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联邦一直在缓慢地、不稳定地然而不断进步地逐步融入西方。这个过程开始于勃列日涅夫在1970年代中期创立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组织(CSCE/OSCE)。在叶利钦担任总统期间，俄国加入欧洲理事会和八国集团。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变成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俄罗斯与北约签订了基本法(Foundation Act)，达成与欧盟的合作协议。在普京的前两个任期和梅德韦杰夫的总统任期，克里姆林宫的路线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克里姆林宫的亲西方官方路线在形式上得以继续，并短暂成为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官方政策。在普京当政时，俄国与北约成立联合委员会。莫斯科与欧盟确认了四个共同的合作领域。俄国宣称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建立战略和现代化伙伴关系，并开始所谓的新协议谈判。俄罗斯联邦最近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俄国的大学也参加到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博洛尼亚(Bologna)进程中。俄国还参与了欧洲的其他结构和工程。接下来一步就是俄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随后再签署加强版的俄罗斯欧盟合作协议甚至联盟条约。
如果这种虽然延宕多时矛盾重重然而颇具实质内容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与欧盟和北约关系密切的俄罗斯迟早会变成西方俱乐部的成员。这将赋予俄罗斯文化在泛欧洲文化的应有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的逐渐西方化将成为德国更早时期融入西方世界的东欧版重演。
与欧盟或北约等西方组织相反，金砖国家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是具有独特实用性的非西方或反西方联盟。它们具有相当的地缘政治份量，但缺乏独特的概念基础、长期规划或宏大愿景。中国公司在处理与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时将基于冷酷无情的利益算计而做出反应，正如两者在乌克兰危机时的做法一样。北京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或许乐见俄国更多参与上海合作组织、金砖组织、俄印中三边对话(RIC)、一带一路工程和北京主导的亚投行等。4 但是，中国人和其他人将越来越没有理由给予莫斯科持续期待的那种尊重和关心，因为它经济日渐衰落和政治越发孤立。相反，他们可能利用俄罗斯没有其他选择和纽带的机会占尽便宜，正如在2014年春中国与俄罗斯达成天然气协议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
考虑到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缺乏共同的身份认同和连贯的意识形态，这些临时性结盟无法为俄国提供长期的地缘政治家园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它们也无法给莫斯科提供从前西方化那样的长远目标。考虑到俄国经济当前严峻和普遍的结构性问题，俄国成为地缘政治上的“欧亚中心”的可能性更小，2015年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遭遇的许多问题就已经显示出一些迹象。因此，对俄国转向东方的场景充满信心的人即使在俄国也仅仅局限于边缘性专家或伪专家，如臭名昭彰的地缘政治学者亚历山大? 杜金(Aleksandr Dugin)以及口是心非的俄罗斯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5
与这些人不同，鲁基亚诺夫等人很清楚俄罗斯的结构性弱点和缺乏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事实，难怪他们要竭力推销莫斯科与北京结盟。但是，德国问题专家鲁基亚诺夫在设想中俄伙伴关系时也非常不现实，他期待这种结盟类似于德国主导的欧盟在过去20多年里试图与俄国建立的那种多维度关系。中国对与俄国建立这样一种既亲密又深刻和持久的同盟关系感兴趣的想法不过是“异想天开”，正如鲁基亚诺夫本人所说。除了经济和安全利益之外，欧洲融合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动机一直是西方持续不断关注俄罗斯的原因，无论俄罗斯强大还是软弱。许多欧洲知识分子、政客和普通民众对俄罗斯文化和传统拥有情感驱动下的兴趣甚至同情，但是亚洲人对东斯拉夫世界的这种情感可能就没有这么广泛了。更笼统地说，德米特里?特伦宁的观点，即俄罗斯眼中的能够取代“大欧洲”的“大亚洲”观点不过是缺乏实质内容的空想，是精神错乱的产物。虽然亚洲国家间可能存在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但绝对没有跨越亚洲的“大亚洲”工程，尤其没有像“大欧洲”那样的工程，俄国人本来可以加入如今却不再考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