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纵观历史，世界格局总是由大国之间关系与相互博弈的结果所决定的。你死我活的军事竞争，与其“死磕”不如用“巧劲”，让有限的力量化为致胜之道，从更基础的层面来解决问题。在军事和战略竞争领域，“抵消战略”就是利用自身独特优势，尤其是技术优势，以抵消对手数量优势，最终削弱对手力量并赢得竞争。美国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保持军事优势甚至军事垄断，即是凭借其长远战略眼光和创新精神，充分利用其技术优势，在正确的时间开发出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新武器系统或新作战方式，从而一举“抵消”对手耗尽人力物力取得的平手态势或微弱优势，一而再再而三把对手远抛到身后。
既然将目前的抵消战略冠之以“新”，就必是与“旧”相对。第一次抵消战略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密切相关。在此战略指导下，美国依靠其首先取得成功的核武器技术优势，构建出强大可信的威慑力量，抵消并压制住苏军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但这种依赖核武器的抵消战略所带来的短期红利未能长久，却给美国带来了一些相互关联的政治和军事后果，由此打开的核武器“潘多拉魔盒”也让世界备受其害，该战略的实施还直接导致美国陆军遂行大规模非核常规战争能力有所下降。第二次抵消战略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冷战高峰及军备竞赛的炽热年代，华沙条约集团的常规兵力优势让北约集团备受压力。美国国防部在哈罗德·布朗部长及威廉·佩里副部长领导下，明智地优先发展其电子和信息技术优势，研制出制导导弹等颠覆性武器系统，有效抵消了华约集团的坦克集群等常规兵力的数量优势。该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创了一个美国军事技术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同时也极大提升了美国军事、技术、经济等许多领域的优势甚至垄断地位，最终拖垮了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由此可见，抵消战略总是发生在军备竞赛及美国感受到重大压力的时刻。
近年来，类似冷战时代的军备竞赛或许没有形成明显阵势，但大国竞争——包括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全面竞争——正越演越烈。新兴的中国及复兴的俄罗斯迅速崛起，综合实力日益增长。与此同时，美军陷入持续十多年的全球反恐军事行动，耗资巨大，恢复元气有待时日，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国防预算大幅削减，美军的整体军事优势逐渐下降。惊回首，对手追赶，形势逼人，美国新国家安全中心在2014年12月2日向众院武装力量委员会提交的证词惟妙惟肖地称之为“pacing threat”。压力之下，一些战略专家自然回想起“抵消战略”。如何借助美国当前占重大优势的电子、信息、网络、太空、无人系统等新兴领域的高技术，在有效利用现有国防资源和提高美军整体作战效能之间寻找平衡点，再一次抛开对手而继续维持美军已经保持几十年的军事技术优势，从而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一切，正是美国国防部与美国战略研究界，特别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安德鲁·马歇尔的弟子们再次思索的问题。思索的一个结果，就是借鉴前两次抵消战略的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延续马歇尔的运用技术优势克服对手数量优势的竞争战略思维，开创新思路新武器新军事变革和新作战样式。新的“抵消战略”应时而生。
早在1976年，马歇尔为福特政府提交的《在持久的政治军事竞争中同苏联进行军事角逐的战略》中就引入了竞争战略（CompetitiveStrategies）这一概念，睿智的马歇尔在报告中指出：“一个国家应该寻求机遇发挥自己的一种或多种独特能力，以期在具体领域和整体上获得竞争优势。”这个充分运用己方独特能力的竞争战略，为日后美国国防部获取对苏战略优势提供了战略指导。竞争战略的要素包括竞争领域、竞争对手、竞争策略、竞争手段等，并着眼于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技术、人才等不同的角度审视竞争优势，一个合适的竞争战略就意味着所采取的行动会给对方施加极大的应对成本，最终遏制或战胜对手。事实上，自美国国防部20世纪70年代中正式启用以第二次“抵消战略”为手段的竞争战略，直到冷战结束，几乎所有国防战略、军事战略以及重大行动背后，无不体现出了马歇尔在1976年提出的竞争战略思维。眼下美国国防部所倡导的新“抵消战略”，可以说是在新的战略背景与战略需求下，马歇尔竞争战略思维的延续；此一新抵消战略的提出，显然有其历史的根源和必然，亦有其环境和时机下的战略需求。
新抵消战略的战略需求
二战结束至90 年代初，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在战略管理上，主要是针对相对和平时期的竞争，着力保持并提高美国慑止苏联采取损害美国利益行为的能力。但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亚洲的兴起和欧洲的不振、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持久广泛的斗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持续快速的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最迫切的，美国军政研究界界定的反介入/ 区域拒止（A2/AD）环境的生成，这一切使美国战略界认为，必须对优先发展目标的界定做出相应的调整。
不同于前两次“抵消战略”所处的那样清晰而紧迫的威胁性国际环境，美国的战略家们普遍认为，虽然现在及可见将来直接的威胁降低了，但却更加复杂和多元。十年反恐战争之后，美军尚处在一个战略调整期和相应的新作战概念思考期。尽管在2015年1月8日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部签发备忘录（DJSM 0009-15），正式将“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更名为“联合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概念（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the Global Commons (JAM-GC)），亦即在作战概念层次，繁杂的思维和军种竞争逐渐显现出头绪。但在战略指导层次，依然没有一个等同于像当年“遏制”和“灵活反应”那样明确的战略框架。如果说，新抵消战略将建立在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将军对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威胁的总结之上的话（威胁主要来自中国和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基地组织和跨国犯罪组织，以及网络空间），显而易见的是，新抵消战略将要应对多种不同而复杂的战略挑战。换言之，对美国而言目前和将来的战略需求是复杂的、模糊的、不确定的、多样化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竞争领域的不确定性。世界多元化以及复杂的国际环境迫使美国在长期防务或国家安全战略上必须考虑这些复杂的安全环境问题。特别是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战争的特点也有显著的不确定性：新型武器不断面世，也就相应地要求用新的作战思想与新的军事编制来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美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来应对更为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但世事难料，战略的实施总会受制于所在环境中的那些不可预测的各种变化。
二是竞争对手的模糊性。美国战略研究界普遍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最容易与中国的核心利益相冲突，然而中美双方又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美国需要一套为保护其东亚利益与中国开展激烈竞争同时又要与之进行全球合作的艰难平衡策略。另一方面，美国在亚太军事战略的重点是中国，这又是毫无悬念的，这个重点中包括了一系列悬忧的问题。例如，如何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安全框架；如何威慑中国对邻国使用武力；如何确保美国军事力量的前沿存在，在必要时支持同盟伙伴国。他们还认为，尽管中国不大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与美国竞争，但中国人民解放军日益强大的A2/AD能力会让今后美国军队更难介入亚洲矛盾和冲突。
三是竞争策略的复杂性。鉴于世界各地存在着诸多潜在的安全挑战，美国独立国防小组在对2014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评论中认为：“必须能够拒止一个以上的潜在对手趁乱而来的进犯”。即：美国武装部队的规模和结构应该要能在一个战区内威慑并击败大规模进犯，最好是与区域盟国和友邦协同运作，同时在其它多个战区内决定性地威慑或挫败趁乱而来的进犯，不让对手达到目的或是给它们施加无法承担的代价，同时还要保卫美国国土和坚持履行诸如主动的全球反恐行动等其它使命。另外，中国与俄罗斯在精确制导技术、空中作战、水下作战等方面的长足进步，也使得美国第二次“抵消战略”所带来的长期红利逐渐消失。基于以上这些复杂因素，美国国防部认为需要一个新的抵消战略，守住美国长期的优势，来维持有效的、持久的前沿部署，并快速投送力量，来应对中国与俄罗斯不断扩大的A2/AD能力所构成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还需要考虑如何在多个重要领域同中国、俄罗斯合作，以及在其他领域与这些强国开展非武力竞争；况且，中国和俄罗斯未来将如何运用这些所谓的A2/AD能力呢? 美国并不十分清楚。
四是竞争手段的多样性。对于美国国防策划者来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确定哪些军事投入可以获得巨大的回报，哪些领域中因短板的存在而需要用其他方法来进行弥补。如果美国可以发展一种让潜在对手难以应付的新军事能力，即可以抵消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话，那对美国而言倒是简单化了，但事态发展也许难如其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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