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明确战略需求，确立国防战略核心框架。为了降低作战风险，改善日益累积的战略风险，巩固常规威慑并降低美国的长期成本，美国国防部认为，其未来长期国防战略应聚焦于以下三点：(1)利用美国传统优势，在必要的地点和时间保持持续的前沿存在和力量投送，包括针对具备强大A2/AD网络的对手，同时要减少对日益容易遭受攻击的前沿陆上与海上基地的依赖。(2)美国常规威慑力的提升需要改变传统的“简单粗暴”式的威慑战略，美国应该加强使对手知难而退的能力，即“拒止性”威慑；以及通过威胁对敌方的高价值目标开展非对称报复性打击，增加对手发动战争的预期代价，即“惩罚性”威慑；“拒止性”威慑将强调前沿存在和全球反应能力，前沿存在不需要也不应该由驻扎在对手附近的部队来提供，而应该由能够快速重新部署并长时间运作的海面平台和远程空军来提供；“惩罚性”威慑要求有能力和意愿来发现并摧毁高价值目标。(3)全面利用美国同盟和安全关系的优势，特别是在亚太地区，重塑“美－日－澳”军事同盟，突出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战略支点”地位，近来澳大利亚的“未来潜艇项目”与美澳间就增加联合C4ISR系统能力的合作，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七是积极创新，孕育新的作战概念。如何利用与平衡现有战略资源，探索和开发新的作战概念，以创新的方式应对威胁，实现战略效能最大化，是美国国防部新抵消战略最要措施之一。美国战略研究界、防务智库以及一些退役的将军们也正在开动脑筋，为新抵消战略探索和开发新的作战概念。上述新美国安全中心新近开办的那个重大讨论项目即是为这些专家提供一个辩论平台。

为新抵消战略探讨新概念和新战法

从上述的《迈向新抵消战略：利用美国的长期优势恢复美国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中我们不难看出，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所提出的“全球监视和打击概念”，几乎是与该中心先前所炮制的“海基能力”概念及“空海一体战”概念交织上升的产物，是将其战略思想和涉及区域向全球进一步扩大延伸的体现。

最近美国防务研究界也很不平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前特别助理布赖恩·克拉克认为，海军多年享有的制海作战能力正受到来自中国的强有力挑战。他建议海军水面舰队缩短防守作战半径、扩大进攻作战距离以稳固制海战力，从而提出突出海军进攻能力的“以攻为守制海新概念”。担任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研究所所长的退役中将大卫·德普图拉也在到处介绍可实现跨域协同、有人与无人系统之间协同的“作战云”概念。应该说，这都符合前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国防创新计划中所指出的“将探索和发展作战新概念”的创新精神。

身为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克拉克在2014年11月17日发表的题为《在海洋战斗：重振美国海军水面作战计划》的报告中，为美国海军未来的作战提出了新的概念。在水下作战方面，克拉克则认为，美军将需要开发用于新一轮水下战的新方法，努力使用和利用新技术，同时发展管理和整合新的和现有系统的新的作战概念。水下战的新战法尤其应该考虑：隐身性、新型远程传感器、颠覆性技术、水下基础设施等因素。

无论是从“空海一体战”到“联合作战介入”，还是从“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再平衡”，这都是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美军经过十年的战略迷茫以及十年的全球反恐之后，五角大楼在新形势下的重新定位，是美国对国防战略与军事战略追求最佳解决方案的不对称性思维的最终体现。美国国防部新抵消战略应运而生，作为美军之前份量最重的“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也顺势华丽转身成为努力消弭军种分歧和外界误解的“联合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概念。转身之后的“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究竟能发挥多大的功效，还需时间来检验。

对新抵消战略的思考

笔者认为，美国国防部提出新抵消战略，是为了提升并扩大冷战结束后逐步形成的一些战略共识——如推进新军事革命、对中国进行战略防范以及大国竞争等问题，用战略和政策的力量来动员美国内各种力量，进而达成持续的军事垄断之战略目标。对于新抵消战略，中国战略研究界反应不一，有人提出，要警惕美国像用“星球大战计划”拖垮苏联经济那样，用抵消战略来拖垮中国。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新抵消战略不是专门针对中国（或俄罗斯）进行战略欺骗而提出来的，尽管在一些内容上不乏诱导的成份，但这本来就是竞争战略所具备的内容——追赶必付代价。对于苏联的解体，因素是方方面面的，有美国对苏联长期战略竞争的效果，也有苏联内在的一些无法克服的政治弊病，“星球大战计划”不应为此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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