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迈可、李效黎和子女1945年在延安。詹姆斯·林赛（图中的婴儿）授权使用。

1941年6月1日，燕京大学女部主任桑美德（Margaret Speer）写信给她在美国的父母说：“我们昨晚有个惊奇，令我现在神志仍没完全恢复过来。牛津贝利奥尔学院院长的儿子，我们的年轻讲师林迈可，是个有点古怪的书呆子，聪明、害羞、不修边幅、友善，但总有点不自在。他晚饭后来电话说要和文国鼐（按：指桑美德室友Augusta Wagner）讨论些考试的问题……他进门时，我正在桌子上按了个小几子，站在上面修理电灯泡，没察觉他不是一个人来，只听他开口就说：‘效黎和我决定结婚。’我转头见他和我们一位毕业班学生手牵手地站在门框里。我的平衡力大概还不错，没摔下来。看他们那么开心，只能由衷地祝福他们，暗地里却禁不住担心。李效黎是个非常好的女子，但对迈可那个充满理念和音乐的世界一无所知，而他对她守旧的山西家庭也一无所知。但他们两人显然已考虑了很久，所以我们星期三将要替他们开个宣布订婚的茶会。我也必须马上去信女青年会，本来安排好让她毕业后到那里工作的。”

桑美德的家书见于《如钢铁般地坚韧》(Like Good Steel : The China Letters of Margaret Bailey Speer, North China, 1925-1943，1994年出版)。她知人善用，很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器重，但她把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完全估错了。林迈可并不整日沉浸在理念和音乐之中，他头脑极其清醒，显得不自在可能因他在日军控制下的华北偷偷摸摸地协助游击队。

桑美德把林迈可和未婚妻李效黎的文化差异夸大，固然因当时异族婚姻很罕见，令她听到一时手足无措，还因她自己虽然中国朋友很多，却仍然觉得中西鸿沟难以逾越。她到华十年后，1935年有封家信说：“中西间有个巨大的心理藩篱……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我们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甚至视而不见，直到有机会和西方来的学生或檀香山来的华人交往，才猛然觉悟没有藩篱时，人与人竟可以如此毫无拘束地沟通。叫我质疑花那么多的精力试图逾越这道鸿沟是否划得来。”有趣的是，林迈可到北京不久便逾越了这道鸿沟。

林迈可多年后写了本回忆录，1975年在美国出版，北京外文出版社于2003年完整地重刊，书名是《默默无名的战争》(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了中文版，书名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虽然和原著有一点出入，但内涵没变，而且多了些照片。林迈可除提供许多沦陷后华北的细节，谈他在红区的经历外，还分析各方情势，虽不无事后孔明之疑，但因他的视角特殊，颇有参考价值。

林迈可1937年到燕京大学教书途中，恰巧和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同船，引起他对华北地下游击队的兴趣。他第二年春复活节假期便随一位美联通讯社的记者到冀中去察看。他们带了自行车上火车，到保定后，骑车约两英里就到达红区；暑假则和另一位英籍燕大教授戴德华（George Taylor）到了聂荣臻的五台山司令部。这时他已会说些汉语，和白求恩重逢，发现白求恩只会讲几句如“开饭”等很简单的中国话，完全依赖翻译员。为了让伤兵不必长途跋涉，白求恩把所有的医药器材减缩到两只骡子可背得动的包裹，以便到前线替伤兵开刀。林迈可见游击队在物质极端短缺的情况下英勇抗日，很受感动，觉得自己也须挺身仗义支持，便和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利用英美侨民不必搜身的便利，替游击队买医药和电讯零件。他请他的学生李效黎帮他把医药贴上中文标签，两人因而相熟，常留她一起听音乐唱片，进而相爱。1939年他和教数学的赖朴吾（Ralph Lapwood）连同燕大发电厂的技术工人肖再田以及一位燕大学生赵明，四人假装庆祝中秋到西山野餐，辗转到了山西八路军总部见朱德。林迈可说朱德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亲和力，让没受过多少教育常自惭形秽的肖再田在他面前谈笑自如 。

他说沦陷区和重庆间的交通从未断绝，林迈可从北平坐火车到郑州，步行二十英里便到达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邮局也照常运作，好比这是另一场内战而已，北平寄到重庆的信六个星期内亦收得到。他1940年有几个月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当新闻参事，说日军因不愿得罪英美，轰炸重庆时很留心，敌机飞离基地一小时后才到达重庆上空，一般民众早就听到警报疏散了，英使馆的人员则优哉游哉地坐在花园的防空洞前看书或下棋，看到飞机才躲进去。美国大使馆隔了一条江更安全了，隔岸观火，有些人度蜜月居然特地跑到美国大使馆看烟火。林迈可说英使馆的人大都聪明勤奋，但官僚气甚重，工作效率大不如中共。

他1940年秋重回燕大。1941年末，大家预料美日战争一触即发，司徒雷登计划把燕大迁往成都，叫林迈可开会问哪一些外籍教师愿意经晋察冀边区到后方去，但几乎没人肯去。生物系的博爱理（Alice Boring）说她有一次冬天到了西山，真冷，早上茶壶里的水都结了冰，大家都估计美国数月内便可击败日本，在乡下受罪不如在集中营蹲几个月。愿意走的只有物理系的班维廉（William Band）夫妇以及新闻系的罗文达（Rudolf Lowenthal）。

1941年12月8日清晨，林迈可收听到德语广播说美日已开战，司徒雷登恰好不在校，林迈可便和妻子把皮箱塞满收音机零件，开司徒雷登的车接了班维廉夫妇一起直奔西山，罗文达因在授课没联络上。他们在温泉附近弃了车，徒步到平西根据地。次年春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派林迈可和班维廉做通讯组的技术顾问并训练机务人员。他协助军区重建了传播系统，没有电源只好靠手摇发电，李效黎则开班教英文，因用简单英文发电讯比中文省事多了。他们的大女儿在晋察冀军区逃难时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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