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道台蔡乃煌自然不会放弃这家门口的机会。他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道库存入钱庄的资金不断透支，购进大量橡胶股票。
而另外一位候补道台施典章同样力度不小，动用了川汉铁路公司的公款，购进兰格志股票达485股，每股市价1400两到1500两之间。这些公款是川汉铁路公司从民间募集到的修路资金。只是这些钱怎么到了施典章的手里？这跟他的身份有关。其时他就任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的CFO（总收支），正是管钱的。那么，他不在西南，却跑到上海炒股，又是为何？这也跟川汉铁路公司想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做投资有关。
说起来，自商办以来，川汉铁路公司要想修路，必须要募集资金。但它比不上苏路，以及汤寿潜所在的浙路公司，靠近沿海发达城市，可以靠商界投资就能过好日子，它却只能仰赖于名目繁杂的种种捐税——靠着向全省农民强行摊派征收的“租股”，才在几年之内筹集到了1000多万两。自1904年1月起，“清廷批准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明文规定排斥外资，资金来源即‘田亩加赋’，在田租的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税率为3%。四川是个农业省份，这种做法无疑让几乎每个四川人都和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这一年，赵家蕃与沈缦云等人出资支持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民立报》，就直指这都是“川人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荡产，敲肌吸髓而来”。饶是如此，这强募起来的1000多万两，和它认造的成都至宜昌铁路就需款9000万两相比起来，依旧杯水车薪。反正铁路是一时半会修不起来了，这些钱再少也是巨款。这让管理层动起了靠钱生钱的主意，以便为这些资产“保值增值”，于是施典章便手握着350万两，闯荡起上海滩来。当橡胶股票掀起全城热恋之际，这位CFO于公于私都要搏上一搏。
何况买股票的钱，还不是自己的。
正是在无数只推手的推动下，橡皮股票的价格扶摇直上。像兰格志的股票，到1910年3月底，已涨到每股1650两，为原票面的275倍。当巨大的泡沫破碎之际，就是万民跳楼之时。戳破这一泡沫的，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买主美国。它突然宣布，限制橡胶进口和消费，国际橡胶价格应声急跌，相关的股票交易随之停顿，人们手里昨天还价值千金的股票，转眼成为一堆废纸。
倒霉的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
因为张元济的入主，商务印书馆的业务蒸蒸日上。他本人也落得一身轻闲。只是，余暇时间多了，他也迷上了股票。很不幸地，就迎头撞上了这一年的股灾。“股灾中，夏瑞芳损失极大，以至于资不抵债，不得不变卖房产。他还用股票抵押，向书馆借款10万，但抵押的股票论价值已一文不值。并且，他解雇了部分编辑人员，转嫁成本。夏瑞芳投机冒险，殃及公司，虽尚未牵动大局，却为培养最可怕的竞争对手留下隐患。武昌起义爆发，书馆祸起萧墙，内部职员陆费逵自立门户，成立中华书局。”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开设没几年的四明银行也跟着吃了苦头。因为第一批倒闭的正元、兆康、谦余这“哥儿仨”，是四明的主要往来户，倒欠庄票22万两。受此影响，四明的股票大跌，同时营业衰退，竟濒临破产。这样的局面，显然是虞洽卿当年所没料想到的，他更是无力回天。1911年4月，总、协理一干人等被迫辞职。时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孙衡甫乘机抄底，盘进该行，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好在肥水流的不是外人田。这位孙先生还是宁波慈溪人。
施典章更是彻底凌乱了。
除了自己被股票给套牢之外，他还有个不敢言说的痛。那就是这倒霉催的正元、兆康、谦余，虽然名义上的老板分别是陈逸卿、戴家宝以及陆达生，但他才是这三家钱庄的真正靠山。按照川路公司内部风险防范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钱庄存放生息，每一钱庄的存款上限不得超过15万两。但他身为CFO，却知法犯法，在正元存款50万两，在兆康存38万两，在谦余存25.5万两，合计113.5万两。
谁也不知道三家钱庄私下里给了他多少好处，也不知道陈逸卿对他施以了什么魔法，反正除了大量的存款，他还将一笔95万两的巨款，通过陈逸卿任买办的利华银行放款。但毫不例外的是，这些钱都被老板们拿去炒了橡胶股票。
它们的停业，意味着施典章所有的投资，都成了坏账。
“自从正元在股灾中倒闭后，施典章就一直惴惴不安，担心陈逸卿会出事。为了防范万一，施典章已经拍电报将小妾和儿子都召到了上海，他悄悄地提了8万两银子，到处放风说自己将到香港去售出被套的股票，以便弥补亏空。”
精明的麦边一点损失都没有。因为他早已趁高出手，跑回了国外。
一同携带回去的自然是巨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