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在国际关系意义上算是一个小小的转折点，尽管没有1860年和1900年的意义大，但是长远影响可能是更加致命的。这一点，因为我们惯用的历史叙事体系出了点毛病，所以不大能显示出来。

从宏观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当时世界存在的不只一种世界体系，欧洲的世界体系在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解构了教皇和皇帝在基督教世界最高权力以后，渐渐的创造了民族国家实体概念，由民族国家实体比较平稳地组成一个没有确定权威的国际关系网络，取代了教皇和皇帝领导的基督教文明共同体这个有最高权力体系的概念。然后这个体系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扩散到全世界。

与此同时，中国或者说是大清承袭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国家或者说宇宙国家的体系，同时又加上了满蒙部族联盟这个统治核心的特点。天下国家的根本特点是它没有确定的行为主体，也没有确定的边界和主权的。大体上来讲，天下国家不是现在所谓的国家，而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文明体系，文明的成果从中心也就是所谓的首善之区到外环一步一步降落，最后一直降落到“化外之地”，就是完全野蛮的区域。各个等级之间是没有明确界限和边界的，但是你始终可以感觉到文明程度和管制程度有一个不断跌落的过程，中枢对外环不仅要行使实际控制，更重要的是它要根据儒家道德上的权威确定自己的合法性，就是文治和德教的影响。

首善之区就是京师，离皇恩最近，所以它的道德水平是最高的，甚至皇帝作为天下的领袖，他的道德是最高的，他主要凭他的道德感召力量而不是凭他的赤裸裸的武力来迫使各地屈服。内环到外环的道德程度和管控能力都要相应的削弱，最后的“化外之地”蛮夷肯定是像没有长大的小孩一样，是完全不听话、捣乱的。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必须得让着小孩，必要时还要拿着糖果来犒赏他，而不是真的要跟他打仗。不跟他打的原因不是因为成年人或者绅士打不过小孩或流氓，而是你一打他就降低了你的文明程度，你要证明你是高度文明的人，所以你不能直接这么对他。所以才会出现像雍正皇帝向越南割让土地，嘉庆皇帝对浩罕人许以贸易特权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与其说是中央政权在当时的权力已经严重削弱了，倒不如说是推德教的目的，文明人对待野蛮就是应该用这种办法。从实际角度来讲，给这些偏远穷困地区的蛮夷一点好处，也比大量征收十八省的赋税去打一场长距离的战争来得更便宜。所以这里面，理论和实际原因都是有的。

很多人觉得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很倒霉，但林则徐之所以倒霉，主要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丧权辱国，这种观念是错的。如果你承认英国跟清国是平行的国家，那么你肯定是大逆不道的，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英国这些人虽然是不懂中文而且是蛮夷，毫无疑问也是皇上的臣民，你说它是跟皇上独立的国家，那你就是大逆不道。割地赔款反倒不是，因为割地赔款是一种犒赏性的行动，是教育小孩子懂得教化的一种贿赂性的做法，而且在天下国家体系当中没有入侵这件事情，因为没有在皇权之外存在着同等的权力，只有叛乱这回事，而且在天下国家体系中，叛乱跟武装上访是没有明确区别的，也就是说叛乱一方不是完全不对的，负责主事问题的官员肯定要负一定责任，这是儒家教化和帝国体系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因为帝国体系如果维持不了，那不是因为我们在武力上出了问题，而是皇上丧失了道德号召力的结果。比如说如果陕西发生民变的话，你不能说乱民是绝对的没理，一定要追究主管官员的责任，陕甘总督和下属官员一定也负有一定责任，不可能说责任全在某一方，一定要各打五十大板，因为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如果责任完全归于臣民的话，那么儒家的统治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暴政了，它自身就会丧失合法性。为了维持合法性，必须主管官员和武装访民都要负担责任。所以撤换林则徐非但不是丧权辱国的行动，反而是皇帝遵守儒家教化和宪法原则的结果，因为英国人上访是到皇帝面前鸣冤告状，因为林总督没有公正的对待他们，所以皇上在弄清是非曲直之前，一定要各打五十大板，首先要把主管官员撤掉，就好像说是某个地方有访民到中央告状，中央处理问题一定是要回避，处理这个问题的官员先让他停职审查，要不然有他在那里从中作梗的话，访民绝对不可能得到公正待遇。道光皇帝当时就是这样的思维。

所以鸦片战争这件事情从清廷和儒家士大夫的角度来看，实际是这样的：皇帝出于怜悯江南人民和帝国人民，不愿意他们承受过大的战争苦难，同时也要怜悯英国人是野蛮的，实在像小孩子一样不懂事，让他们懂事一点还要假以时日，所以就拿一笔钱给他们点好处让他们走了，这样大家都省事，这不是帝国的软弱，而是帝国的仁慈。

因此鸦片战争从宪法意义上讲，对清廷主持国际体系没有丝毫影响，清廷仍然是东亚和内亚的国际体系的主持者，而不是一个国家。欧洲的国际体系还没有扩大到东亚的土地上，但是一旦这种礼仪的战争导致了总理衙门的成立，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欧洲的国际体系已经开始进入东亚了，清政府已经发现根据儒家文治的立场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局面了，但是清廷人有双面性，他在面对内地的时候仍然要坚持他的德教原则和文治的原则，也就是说不能使用武力，或者说是不能过度的使用武力，只能维持一个极小规模的政府和军队，当然，这样的政府军队只能发挥警察性的治安作用，而各邦各省之间也谈不上像现代意义上的单一政治学的一部分。但是在海上，英法这个方面他们愿意部分承认平等国家的原则，也就是说部分接受欧洲国际体系，这是很尴尬的状态，等于是清廷这个政治存在自身出现了角色上的矛盾。这个矛盾应该现在的中国人应该很能理解，就像你既是一个共产党的政权，你应该是不承认民主国家的原则，就像苏联一样，它和整个无产阶级世界处在战争状态，只有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后才能够按照共产主义兄弟原则处理内部关系，对外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永恒的无限制的战争，像列宁说的那样，是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和规则约束的战争。事实上这个做不到。你要和占据绝对优势的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话，你想完全拒绝接受西方的游戏规则和国际惯例的话，你将会陷入极其被动甚至有亡国之祸的情况下，所以你必须部分接受。但是你对内还是共产党统治的特殊国家，所以你就陷入了两种游戏规则同时使用的尴尬状态，你自身的认同和价值观都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这点对清廷后来的外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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