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预示着中国智库发展迎来新的转折点。在此战略背景下，作为国防和安全领域问题研究的核心力量，军事智库的建设成为与之伴生的课题。而信息化大势下，网上军事智库建设在资源聚合、舆论引导、研究成果推广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因此成为中国特色新型军事智库建设的题中之义。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要求2020年建成“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其中指出，军队系统重点教学科研单位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

新型智库建设势在必行。然而，1月22日的日本《外交学者》则撰文指出，“在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缺乏，提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够多，资源配置不够科学，领军和杰出人才也匮乏。”无论现状如何，我国军事智库的发展都需要解决大量的问题，而网上军事智库在资源配置及扩大影响力方面较实体智库更为有利，因此，“实体+网络”军事智库将是互联网时代中国特色新型军事智库发展的内在要求。

发挥资源聚合效应

目前，我国军事智库主要分为三大类，即以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军内科研机构及院校，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事智库等官方智库，以及民间军事智库。同中国其他智库一样，很多军事智库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按照苏联模式创建的，它们的研究大都是由从上至下的指令推动的，因此军地间、智囊间、学科间互动交流不够。

有专家指出，在实践中，军内专家通晓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多，地方智囊研究军事战略的也不精，军地社科资源相对分散，制约了国家发展与安全政策制定的有机统一。

诚然，国家的发展与国防安全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提供决策参考的军事智库研究者既懂军事兵情，又懂国事民情。但我军从事理论研究的现役军人，真正担任过师旅以上主官或大区以上机关高级领导职务的为数不多，退役中高级干部参与军事咨询工作的制度机制并不健全。

作为思想产品的生产者，高端人才是智库的第一要素。而中国智库在人员分布及沟通交流上的孤立现象不仅导致大量重复性劳动，更是造成资源浪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教授王文提出“开放式智库文化”，即以互联网思维，构建政策开放讨论和决策制定社会化的网络平台，促进决策者、研究者和公众多方频繁而有效的积极互动，强化一流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层面的重要角色，尤其要获得有智之士主动性、先见性的智力支持，而网上军事智库可为军地各方人才的交流互动提供平台。

官方军事智库师资实力雄厚、信息来源广泛，而民间军事智库与社会接触更多，观点具有客观、中立的优势，因此，双方信息的交流对于军事智库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有所裨益。不论是作为军事智库服务对象的政府决策者，还是处于政策末端的大众，都更希望军事智库的研究成果基于客观现实并满足现实需求。然而，由于军事系统的保密要求，军事智库研究人员和研究话题在公共平台都有所限制。因此，网上军事智库为信息的沟通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要做好开放和保密的管理层面的技术设计。

引导军事舆论走向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也使得舆论掌控难度更大，而与之相应，运用新媒体进行舆论引导也更具时效和成效。在典型涉军事件“棱镜门”中，美国政府、政客、媒体纷纷以新媒体的力量，为该行径辩护。事发第二天，美国国家安全局开通Twitter官方账户，当天发布信息47条，该账号在个人介绍中改编富兰克林的一句名言，称“如果你愿意拿自由交换安全，我们会竭力保证你的安全”。

在网络环境中，信息来源丰富，并可能被多重传播，由此，坚定及时的主流声音显得尤为重要。经济学中的“二八定律”在网络舆论空间同样适用：80%的声音一般由20%的网民发出，表明在网络中意见领袖的重要性。而且全媒体时代，网络聚合效应明显，易发生群体性倾向，对于较为敏感的军事问题，智库观点往往较党政机关的公关更容易为人接受。军事智库聚集了军事领域最优秀的专家学者，智库成员可充分利用新媒体工具发挥意见领袖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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