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与一些欧美政策制定者同桌吃饭，有美酒佳肴相伴，宾客们相谈甚欢。聊着聊着，话题转向了希腊。“你知道什么才能解决那儿的问题吗？”一位经济学家开怀大笑道：“度假营！”

“度假营？”我困惑地问道。这位经济学家用餐巾作演示，提出了这个想法。他的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需要动用些德国纳税人的钱，建造或翻新希腊那些美不胜收的度假胜地，只雇佣当地劳动者。然后再指定第二笔纳税人资金，用于给德国退休人士发放度假代金券，让他们能够享有一个费用全包的假期，但这些代金券只能“花在”希腊那些度假胜地上。

我的这位同席伙伴认为，这个协议将为希腊的经济活力带来亟需的提振，还能迫使德国将一部分盈余现金在境外花掉，从而有助于扭转欧洲内部的经常账户失衡。但他认为这个计划最棒的地方在于，至少与另一个选项——将德国纳税人的钱填到陷入困境的欧元区银行的黑洞里——相比，它为德国纳税人提供了一些他们喜欢，从而有可能在政治上支持的东西。这位经济学家在全桌人的爆笑声中总结道，“如此一来，德国退休人士开心了，希腊服务员也开心了”，这个计划堪称“完美的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版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这无疑是个有趣的想法。每当我在饭桌上或是会场讲台上讲起这个段子，总是能活跃气氛。比如本月早些时候，我在阿斯彭理念节(Aspen Ideas festival)上主持一场关于希腊的（激烈）辩论时，随口提到这个凯恩斯主义(Keynesian)的度假营计划，引发了现场亟需的哄堂大笑。

正如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人类学家所指出，笑话从来不是无关紧要或疯狂的东西。笑话之所以有感染力、并且好笑，是因为它们颠覆了正常的社会与认知秩序，揭示了我们通常宁愿视而不见的矛盾。因此随着希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探究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这个“地中海俱乐部”版解决方案听上去那么好笑？关于欧洲领导人现在不愿谈论的那些话题，它揭示了什么？

在我看来，这个笑话揭示了两点。第一，欧洲政治经济的一个根本致命缺陷是，选民很难感觉到自己受益于政府四处挥洒的大笔欧元。如果纳税人的钱被用来建造桥梁或资助学校，起码这些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让他们受益的。选民甚至可能还会感激。但把钱投入银行，这就没人能看到了，量化宽松是一种空洞无形的东西。因此，这个用国家资金为老百姓的生活增加乐趣的想法听起来就像个笑话。现如今，幸福快乐被默认为只能从私营部门找到，与欧盟官员无关。难怪选民们不开心。

关于为什么地中海俱乐部方案如此有感染力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似乎很难想象欧元区各国政府会为集体利益亲密无间地合作。理论上，单一货币体系想实现良好运行效果，最好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欧洲内部能够拧成一股绳，像一个整体经济区那样运行，每个区域都能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让劳动力和资本往需要的地方流动，就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劳动分工的概念所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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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地方是有这样的例子的。比如美国佛罗里达州，近几十年来，这个州将自己打造成了所谓的“雪鸟”，即美国北方居民的首选目的地，从而实现了经济繁荣。每年，尤其到了冬季，前往佛罗里达州避寒的“雪鸟”数以百万计，有些人在那儿买了房，或在那儿退休养老。之所以有这么多人这么做，是因为佛罗里达的物价相对便宜，迁入门槛不高，而且在语言、文化、法律制度等方面与美国北方相同。

欧洲也有“雪鸟”，看看地中海海滩上坐着的那些苍白的英国人、德国人和瑞典人就知道了。但欧洲的“雪鸟”现象没有应有的那样盛行，因为文化、语言和法律上的差异持续存在。事实上，2010年代伊始，德国前往希腊的游客人数急剧下降。虽然去年游客数量有所回升，但眼下的危机似乎再一次把游客们吓跑了。希腊和德国的有钱人反倒是纷纷涌向迈阿密等地购买房产。

这对希腊而言是痛苦的，因为旅游业占了希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五分之一。这也与经济意义上让欧元区行得通所必须发生的事情恰好相反。所以才有了那位经济学家关于地中海俱乐部版马歇尔计划的笑话。

他的玩笑话有朝一日会成为现实吗？几乎肯定不会。如果有人建议强行将德国退休人士送到希腊度假，这个人会被抗议声淹没的。但欧洲的情况越糟糕，我们就会越需要疯狂的想法，甚至是笑话。而这不止因为我们需要笑一笑，还因为笑话揭示了政客们没有在谈论的事，即，如果欧元区计划想要有成功的那一天，欧洲必须出现认知和文化上的飞跃。不管德国退休人士去不去地中海海滩度假。

文/吉莲•邰蒂 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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