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家国理念主导下的书写策略
进入新千年后，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化，作为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自然要在政治理想和文化主体上谋求更高的追求，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蓝图；作为这项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实任务，就是如何继续推进提升两岸关系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民族的统一，而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则需要国共两党拿出更高的政治智慧、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更有效的政治举措来推动。
2005年4月26日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实现了1949年以来国共两党的首次握手。同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讲话，特别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其官方发布中，首次正式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提并论，但是，在排序上却把正面战场放在了前面，这一同位语修辞格式的“微调”绝不是简单的礼貌性谦让和统战技巧的施展，而是展现了一个成熟的政党所到达的一种政治境界：自信、大度和包容，体现出的是执政党“家国理念”的主体性自觉和责任担当。所谓“家国理念”就是一个政治集团能超越党派之争的小政治偏狭，而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政治诉求，以为她的全体成员谋福祉；而在此就是要力促中华各族儿女对自己国家民族整一的认同感。
2006年12月蒋介石日记在大陆公开出版。2011年，中国共产党隆重地举行了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纪念大会。种种迹象表明一个开明开放的大政治格局正在形成。与此同时，大陆影视界也风生水起予以积极的响应，创作了一大批表现国族抗战的影视作品，而与抗击侵略、抵御外辱的“抗战片”热相对应的则是有关解放战争“内战片”的消隐，此时的大陆正在用崭新的家国理念完成对自己过去战争诠释的更新，为新千年抗战的书写提炼出新的“主旋律”，这一影视文化现象所表征的正是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为适应新的历史发展潮流所做的一种战略性转移。
在家国理念的统领下，这一时期的抗战书写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焕发出了一种新的面貌，既有展现全民抗战的题材丰富性，又有呈现纪实性、演义式、类型化的风格多样性，还实现了电影放映、电视播映、网络传送的多媒传播性。其中表现正面战场英勇抗日的作品，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还带有居高临下的恩施、怀柔和感化的统战思维痕迹，那么，此一时期的书写策略、修辞装置和传播效果都有了质的变化，正面战场的抗战形象完全获得了和敌后抗战一样的镜像修辞待遇，叙述者借助这些重新设计的修辞装置基本修正了改革开放初期统战思维的书写模式，正面战场呈现为一种家国理念视野下的整体还原、频繁出场、中心位移和英雄传奇的书写特征。
正面战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偶尔闪现”、中期的“部分还原”逐渐过渡到了现在的“整体还原”。叙述者不再采取“过滤性”的书写方式来处理正面战场，而是本着较为客观的历史态度，力争全方位地反映正面战场的抗战历史。从历时性考察，这些作品既有反映抗战初期淞沪抗战阶段的《十一公里》（2011）、也有再现抗战相持阶段的《滇西1944》（34集，2010）、还有表现抗战反攻阶段的《最后一战》（40集，2014）等。从共时性归类来探视，这些作品既有地面战场殊死对决的描写，如《壮士一去》（35集，2013）、《最后一战》等；也有空中战场的开辟，如表现国民党空军不畏强敌，勇敢抗击日本空军的《血战长空》（40集，2010）；还有地下战场的斗智斗勇，如《重庆谍战》（33集，2008）、《对手》（45集，2009）、《中天悬剑》（32集，2009）、《刀尖上行走》（27集，2010）等；以及表现国共合作抗战的景观，如电影《太行山上》（2005）、《血染北沙河》（2010）、电视剧《中国兄弟连》（30集，2007）、《杀尽豺狼》（2013）等；再有就是海外抗战的拓展，如《中国远征军》（52集，2010）、《我的团长我的团》（43集，2009）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还打破了许多题材禁区。1938年以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过去一直认为这是国民党一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时期，所以才导致了中央军在“豫湘桂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的接连失败，从而成为了宣判他们无能、投降、反动的确证，使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表现成了讳莫如深的禁区。但是，当代大陆叙事者还是站在家国的立场上，从这段苦涩的历史中寻找到了积极因素，并给予了建设性的书写。如电视剧《新四军》（20集，2003），叙事角度着重书写的是国共两党为了一致抗日如何共商大计创建新四军的历史，而对“皖南事变”的历史悲剧则作了淡化处理。在描写抗战后期艰苦战事的电视剧《滇西1944》和根据“长沙会战”惨烈背景创作的《战长沙》（32集，2013）中，叙述者对敌我军事实力的悬殊，以及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央军所作的力所能及的抵抗都给予了理解性的反映；包括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也都给予了其正面出镜的机会。如反映1943年“常德会战” 的影片《喋血孤城》（2010）,在这场被称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战役中，八千“虎贲”将士几乎全部战死，而因最后撤防的师长余程万险遭枪毙而长期为人诟病，但作者还是在影片中对他在战役中的整体表现作了瑕不掩瑜的善待。还有对根据“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创作的40集电视剧《最后一战》中的主要指挥官王耀武，叙述者并未因他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的行为而抹杀他在抗战中的作为，相反，还是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价。
此一时期“正面战场”不仅呈现了整体还原的态势，而且还得到了密集献映、频繁出场、中心位移的褒奖。其作品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已达百部之多；同时他们也由过去的衬托、配角成为了叙事中心和主角。在以往的正面战场叙事中，我们总要程式化地嵌入统一战线运作的戏码，而现在它们已可以自成篇章。像电影《喋血孤城》，长篇电视连续剧《中国远征军》《我的团长，我的团》《血战长空》《战长沙》《最后一战》等大制作都是以正面战场作为叙事主体来运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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