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位移不仅反映在正面战场中的表现上，即使在描写敌后战场的红色经典中，我们也能欣然接纳与“国军”一同出场。2005年，作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庆的史诗巨制，电影《太行山上》在表现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捷、阳明堡和黄土岭等著名战役的“敌后战场”中，也不乏对国民党军长郝梦龄以身殉国的感人描写。在电视连续剧《中国兄弟连》中，面对日寇侵略，两位曾代表不同政党的军队基层官兵，从各为其主的对手结成了同赴国难的兄弟。在《亮剑》书写我军优秀指挥员李云龙军旅生涯的故事中，也有对国民党将领楚云飞儒雅、忧国忧民形象的塑造，以及彼此间亦友亦敌的惺惺相惜。而宏大叙事《人间正道是沧桑》则能从整体上反思国共两党对于中国百年历史沧桑的影响，并在对国共“北伐”合作和抗日战争中的同仇敌忾所作的温情回顾中，着意揭示合则兴、分则亡的道理。在大型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中，通过对国共双方抗日老战士的共同采访来全面还原民族抗战的历史，并期待在这种回忆中构建个人、家庭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家国政治话语。应当说，这些作品都从过去单一强调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绝对领导地位，越来越倾向于在共议、共述、共书“全民族”抗战的家史中确立“中华国性立场”的表达。
在家国观念的引发下，国家形象、跨国想象、华语电影等政治美学概念应运而生，这都说明根植于华夏血缘谱系的文化认同感与当下家国政治的意识并非一时的冲动，而带有一种理性反思后的战略性运筹的品格。作为“后抗战叙事”，大陆还拍摄了电影《东京审判》（2006），这次叙述者把镜头从血拼肉搏的战场转换到了国际法庭上正义与邪恶的道义较量上。影片再现的是代表当时中国的国民政府在“二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如何为争取国家权益，伸张正义，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的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作者巧妙地将当代国家形象塑造的构想放置于过去时态国际政治关系博弈的背景中来理解，由此完成中国当代国家形象塑造的创意，这不仅拓宽了抗战书写的思路和史域，也为当下国家跨国想象的书写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而国人更是在对自己曾经忽略过的家国历史的回眸凝视中找回了自己民族的历史存在感。
而由同根同源文化亲近性和当下家国意识的自觉性契合而成的“华语电影”范畴则表征的是当今全体华人在全球化的裹挟中为维护、发展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实现其国际话语权的心理默契。大家期盼能在共同的语言、共拥的文化、共有的疆域、共经的历史、共通的情感的奠基下建构起新世纪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藉此两岸三地不约而同地找到了互动的主题，这就是基于大中华观念下的“华语电影”中的国族抗战书写。
台湾地区继上世纪拍摄的一系列抗战题材电影，如《八百壮士》（1970）、《英烈千秋》（1974）、《梅花》（1976）、《笕桥英烈传》（1977）、《旗正飘飘》（1987）之后，又在排除“台独”势力干扰的情况下，于新千年的2007年隆重推出了45集大型抗战纪录片《走进中日战争—— 一寸河山一寸血》，以纪念卢沟桥事变70周年，该片采访了八百多名历史见证人，历经十年制作，不断修订、补充、完善，这已是第5个版本。此外，2011年台湾地区还拍摄了抗日电视连续剧《勇士们》。与此同时，香港地区电视媒体也同声相应，于2010年编辑制作了40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国殇：1937-1945年中日战争正面战场纪实》。国族情感的涌动，全球华人的呼声，最终凝聚成为了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意志，这就是中华民族将不可遏制走向国家的统一，实现其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时期“华语电影”的抗战书写正是把主题聚焦在了家国理念的政治共识上，从而放弃了过去各据党派成见的相互指责，更多地朝向了同心同德的“中华国性”的家史共书。大家在同宗同族的认同回归中，心照不宣地将“我述”与“你述”的偏执视角转换成“我们共述”的家国视点，进而把家国理念内化为一种深沉的民族情感，在共铸全民族抗战历史的国家记忆中，消解彼此间的政治隔阂，治愈家国分离的民族创伤。
达向抗战书写的理想之境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影视文化机构和影视艺术以它别具的影像志方式镜现了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和文学艺术交集共生的发展历程，因此，梳理其书写策略的演变过程也就是深刻理解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史的演进过程。有关正面战场书写策略的改进过程，正是逐步摆脱历史偏见、接近历史真相的过程，也是艺术获得解放当有所归的过程，更是国家政治从封闭僵化逐步走向开明开放，国族情感得以释放，中华国性理性崛起的过程。
而作为已经成为了中国政治和艺术叙事母题的抗战书写仍将会在新的历史境遇下继续下去，那么，如何吸取过去历史中的经验教训，使其达向更高的书写境界，为当代的文化建设有所贡献，是值得深思的。朱熹在《四书集注》开篇即以“正心诚意”作为中华文化德行的最高律令。中华文化讲究“修辞立诚”，其“诚”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对自然的谐应、对道德的敬畏、对祖先奋斗的感恩、对自己内心真实感受的直视、对谬误迷途的检讨知返，人文精神的大义及文章立言的命脉全系于此；唯其这般，我们才能达向“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历史的与逻辑的”一致的理想境界；而终极人文关怀永远是我们实践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实践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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