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一种“中华国性”立场的抗战书写值得提倡。这一概念是在“家国理念”的基础上对其核心思想的进一步升华，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民族更高的文化主体性自觉。“中华国性”不仅涵括了“家国理念”的政治意蕴，而且它作为一种文化德性范畴，则具有一种恒久的稳定性，因而也更具文化的凝聚力和包容性。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态观念总会随着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更迭，而文化的德性，即，这种基于同根同源文化基因所形成的文化本色和表征中国人身份的文化属性将会跨越时空、超越历史的阶段性，而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消失离场。

端正艺术创作与历史叙事的态度，在抗战的历史叙事中秉持真诚、客观、公正的书写立场，对这场抗战所有的参与者作一视同仁的陈述，使其书写具有全息的“史记”品质，把历史认知的态度与艺术叙述的诗学有机地缝合起来，使它不但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同时还得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或是达向抗战书写理想之境的必须。

目前，还要对“抗日神剧”的泛滥保持应有的警惕。所谓的“抗日神剧”是以去历史、去政治、去中心的消费主义立场、游戏主义态度和娱乐化手法解构抗战叙事的政治性、历史性和庄严性。此类叙事以“眼球经济”为面向，一味追求叙事戏说化、情节离奇化、人物传奇化、视听奇观化、表演搞怪化的所谓的观赏性和可看性。它们往往借抗战之名和战争题材之便有意强化血腥、暴力、奸淫场面的展现；常以穿越、戏仿、揶揄、无厘头、恶搞的叙事策略来对抗现实主义“宏大叙事”的美学标范，从而制造出了一批武打抗日、杂技抗日、神器抗日、美女抗日的后现代魔本。像以抗战喜剧电影自诩的《举起手来》（2003）毫无滑稽、幽默的喜剧感，而只会以恶搞为能事，将淳朴的村民演绎成神力附体的游击者，而把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描写成痴憨傻呆的“小鬼子”，岂不知编造者在贬低敌人能力的同时也降格了我们自己。而历史告诉我们，这场民族抗战是以牺牲一千多万同胞生命为代价的，其艰苦卓绝是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基本认知，凡是以“想象性解决”意淫自己强大的编造终究是自欺欺人的自“愚”自乐；我们在消费抗战历史的同时，也瓦解了民族抗战的神圣性、家国之殇的悲怆性，这是对牺牲英灵的极大不敬和亵渎，“抗日神剧”不仅污染了我们的文化环境，更是以低劣的文化品位传播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形象。

政治表达与艺术表现的辩证关系也需要认真把握。政治的诉求应与艺术的规律有机融合，而不是作传声筒式的宣教。要学会如何“从政治的电影走向电影的政治”的破题思路。电影的政治是其意识形态功能的自然现身，而不是凌驾于艺术规律之上的强行绑架，叙事者要能够把政治理念付诸感性显现的形象思维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主导意识形态化育的功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

战争叙事的伦理认识水平也要不断提升。抗战书写一直是进行历史国情认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爱国主义绝不等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因此，抗战书写不以增加“民族主义”仇恨、引发民族复仇为目标，而以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追求伦理道义的上善书写；据守以正义战争反抗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以捍卫世界和平和人类尊严的立场进行叙事。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侵略者残暴的控诉和受害者遭虐的展示上，而应在揭露侵略者罪恶的基础上，思索侵略战争对人的良知、人性和人类文明所造成的戕害，多关注战争中的生命个体、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命运，这其中既包括受害者自身，也包括加害者自己。要避免普世价值驱离民族情感，反之，亦不可以民族主义否定普世价值，而是要把人类伦理普遍性的探究与特殊历史中的爱国主义情感有机地结合起来。

影视艺术从来就不只是政治的，或绝对艺术的，抑或以产业为唯一目的的，它一定既是美学的，同时也是政治的、经济的和伦理道德的。当下影视艺术的创作、生产、传播方式和生成语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多元而复杂；研究者就是要不断跟踪其发展，省察其中所潜隐着的各种政治无意识的博弈，分析其性状，揭示其症候，以便为当下的核心价值观建构提供有益的参照；而努力方向就是要通过艺术与政治的有效契合和良性传播，使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及其主体性安放在一个强健、富有包容性和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基座之上。

文/于忠民 原载于《学术月刊》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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