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区域整合，离不开内陆与海洋的关系，当然也离不开怎样将两岸关系置于内陆与海洋的关系中去解释。日本的亚洲论其实是从欧洲的海洋论发展而来，现在的台独论也是一脉相承。用海洋来贬低内陆是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主要的特点。海洋和内陆的问题，确实需要一个世界史叙述才行，不能够只讲两岸关系。台湾海洋贸易史的研究把台湾编织到海洋历史的叙述里面去，却省略海洋历史跟大陆历史之间的关联。这的确值得解释，从中国大陆的历史角度值得解释，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值得解释。
大陆触及这个问题的是张承志，但他没有谈论台湾问题。张承志讲西班牙的伊斯兰化和天主教的排斥性，将那个时代视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背景是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衰落。张承志从蒙古高原到穆斯林世界，从中国内外到两河流域，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中国知识界主流的世界史谱系。这个谱系是在抵抗欧洲殖民主义的脉络中展开的。奥斯曼帝国在15、16世纪的崛起是世界历史的大事件，哥伦布探险、美洲发现和印度问题均与此有关，但这些事件大多被组织在欧洲中心的视野中。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和内陆亚洲的影响如何？荷兰人入侵台湾（1624-1662）也正是这一浪潮的一波，只是适逢明清易代之际，中原王朝无暇旁顾这一海疆边陲，直到郑成功于1661-1662年进攻台湾，建立第一个汉人政权。在台南，访问赤嵌楼，那个地方原是荷兰人所建的“普罗民遮城”，也恰是郑成功军队占领台湾的第一个立脚点。占领那里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其中一个是补给，当地有不少汉民可以提供补给，还有一个原因即那是一个可以控制西班牙航线的战略要地。台湾跟东南亚是连在一起的，攻占台南可以开辟连接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新路线。台湾在欧洲殖民史上的重要性是与因奥斯曼帝国崛起、沿大陆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中断相互关联的。
奥斯曼帝国崛起对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并不像对欧洲的影响那么大。除了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之外，不但中国大陆内部幅员辽阔，经济互补性强，而且朝贡圈内的贸易关系也非常发达。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马克思批评英国议会欺骗人民，因为议会讨论掩盖了以恰克图为枢纽的中俄贸易规模远超英国用枪炮换来的沿海贸易额这一事实。我三次去伊斯坦布尔，最近的一次还去了以佛所。这个地区的欧亚互动之丰富是惊人的。奥斯曼王宫里面有珍宝展，展品与大英皇宫相比也并不逊色。大陆基本找不到元青花，元青花基本上全集中到那里，量和种类都很繁多。除了元青花之外，还有许多西域民族的物品。奥斯曼苏丹搜罗了许多成套的瓷器，是做日常之用的，这些东西是市场上买的，不是赠品。换句话说，这不只是朝贡关系，而且是贸易关系。对于欧洲来说，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是促使所谓大航海时代到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丝绸之路中断，原来的贸易路线不再通畅，逼迫着开辟了另外一个航线。但从奥斯曼帝国的角度，与东方之间通过丝绸之路而展开的贸易并没有中断。中国早在哥伦布之前就拥有了远航的技术，却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拓殖；郑和下西洋，表明航海技术不成问题；清朝虽然是从北方来，继承这个技术也不是大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没有那么强的动力。这是不是原因之一呢？我没有研究过，姑且先提出来思考吧。
清朝对台湾的占领是出于政治一统的要求，而不是贸易的要求，在经济上也并不需要台湾提供多少东西。在郑氏攻占台湾之前，中原王朝没有经略台湾的动力。但郑氏在台湾建立政权之后，台湾对于大清政治一统来讲就变得不可或缺了。甲午战争后，台湾的割让是民族的耻辱，抗战胜利后必须收回台湾，也是这个道理。1943年开罗会议时，原本计划讨论二战时期被日本占领领土的归属问题，但为什么最终确定1895年即沦为殖民地的台湾必须回归中国？台湾对于中国的政治统一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清朝对台的治理，区分“生番”与民人，这应该是由经略西北和西南的经验而来。1870年代，台湾山地人与琉球渔民发生冲突，日本人乘隙而入，他们质问清朝政府为什么不处置当地人。总理衙门的回答是：“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结果给日本留下了进攻山地人并非进攻大清的借口。其实，这种将“生番”与民人相互区分的做法，与清朝治理西北和西南的方式很相似。例如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清朝用土司制度进行治理，并不直接运用大清律。
1860年代，美国第一次攻击台湾；1870年代，日本第二次攻击台湾，就是以新的模式来冲击清朝的秩序观。我写关于琉球的文章时也说过，日本人第一次攻击台湾用的是美国人的建议，不是日本人的独创。美国人第一次进攻没有得逞，美国驻厦门的总领事李仙得给日本的最重要的建议，就是把清朝经略边疆时对番民关系的区分置于西方主权概念的框架下，重新确定内外关系。在清朝治下，以大清律和地方习惯法治理边疆区域，形成了两元结构的统治模式，也可以称之为法律多元主义，其内外观与西方国际法及其以主权为中心的内外区分完全不同。日本攻击台湾时的借口是：既然当地“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那么对于“生番”的攻击就不是对大清的攻击。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对台湾的进攻不仅是日本与清朝之间的冲突，也是两种秩序观之间的冲突。现代中国，无论哪个政权，都不得不沿用西方的统一规则来经略边疆，传统的秩序观瓦解了。事实上，所有具有丰富帝国传统的国家在沿用这种模式经略边疆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共产党早期处理得好，是因为它由下至上地推动社会变迁，但是当这一过程终结，上下关系固化的时候，对这个体制的抵抗不可避免地要爆发出来。大陆民族问题的爆发跟台湾问题的情况不同，但是根源又有部分的一致性，这个根源都来自于西方在19世纪奠定的有关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我在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写第二卷《帝国与国家》时，就在思考是否存在不同于这一规则的、更为灵活的制度安排？历史地看，统一或统合是存在多重可能形式的；统一或统合是一与多的辩证，也必定是一个多重参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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