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在南海诸群岛持续加快的填海工程引起了东南亚国家和美国的强烈反应。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欧阳玉靖甚至声称“中国拥有划设防空识别区的权利”。这对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对争议海域的主权化措施是一种帝国的傲慢延伸。而在美国军方看来，该行为无异于挑衅美国在亚太的势力存在或破坏当下的势力平衡。

美国外交圈一直是由现实主义者主导的，自由主义只是丰富了政策制定者定义、获取利益的角度和方式，这一点与欧盟国家迥然不同。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在南海和其它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日益强硬立场的背后，一定有某种战略性而非仅仅是战术性的转变。连中国的学者也承认，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外交基调由“韬光养晦”转为“奋发有为”。那么，推动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并未主导中国外交转变

许多中国的学者和外交官员解释，这一转变是中国面临国际安全环境持续恶化的被动反应。这种解释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的恶化并非是结构变化的结果，而恰恰是由其自己的外交政策造成的局面。2012年底，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办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讨会上，与会的顶尖专家们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2008年至2012年中国外交遭遇重大挫折。

在那场挥金如土的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不久，中国与日本、东南亚国家关系因历史宿怨、领土纷争等问题迅速恶化。2012年1月5日奥巴马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众多东南亚国家公开欢迎美国“重返亚太”。2013年底，菲律宾印尼等国纷纷表示欢迎日本“重新武装”。一直被视为准盟国关系的中朝，也不再仅仅是貌合神离。朝鲜射杀中国公民和擅自进行核试验等事件都清晰的表明，中国对朝鲜的控制越来越弱。印度与蒙古长期以来对华的警惕态度早已昭明于世。至于中俄关系，即便两国在战略上相互倚重以及存在紧密的合作关系，俄国对中国的恐惧和提防的态度也并没有因北京在克里米亚冲突后对受到孤立的莫斯科不断示好而改变。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许多年来没有实际性的突破。在一些中国学者和官员看来，这都是西方联合他们在亚洲的小伙伴共同遏制中国的结果，却不愿意正视自己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所带来的后果。如果中国想要通过外交手段改善对外关系，那么她应该重新回顾18、19世纪的欧洲国际关系史。

结构主义者认为，这一转变是全球权势结构变化的结果。结构，被认为是一种权力分布的状态以及这种分布所遵循的原则（我试图对沃尔兹定义的“结构”作出通俗化的诠释）。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是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他们看来，中国外交战略性转变是由全球权势结构变化推动的，而导致这一结构变动的关键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这种相对力量的变化所引发权力分布的变动作用于结构，它危险性并不在于变动本身，而在于其速度之快超过原有结构的调节能力。

历史上，如此迅猛而又剧烈的结构变化往往伴随着战争，如拿破仑的法国、两战的德国、二战的日本的崛起就引发了国际战争。从历史经验来看现实主义者有理由持有悲观的预期，即中国与美国（或其它西方国家）将发生战争。然而，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自身，当下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性微乎其微。

结构主义分析视角存在严重的局限性，这一理论可以为国家外交战略制定和转变提供很好的解释框架，但对国家内部因素的忽视使得结构主义者常常得出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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