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失败掩盖下的战略雄才
质疑徐向前打仗能力起因于西路军失败，我们正可以探讨这一问题。红军西路军奋斗在中共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极端困难时期，它以全军覆没的代价，有力地策应了河东，对中共中央和和红军主力的生存与安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表现了崇高的历史担当，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可是，尽管如此，失败并非它的唯一归宿。那么，西路军是怎样失败的呢?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战略指挥失误，毛泽东为主要责任者。徐向前处于前线战役指挥位置，他与毛泽东在战略行动方针上存有严重分歧，正是因为徐向前的正确主张屡屡被否定，西路军被迫实行毛泽东错误决策，才造成了最终失败的恶果。西路军失败是新中国建国前极为重大的事件，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也是毛泽东毕生中与大跃进、“文革”同列的三桩根本性错误。
毛泽东何以造成西路军失败呢?笔者以为，此时的毛泽东军事战略能力尚欠成熟，远距离战略指挥力不从心。说此时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不如徐向前，必然有人一听就会跳起来。其实大可不必。佛教徒见庙就拜，而笔者研究历史，不论是谁，只认史实。只要看看史实，稍作比较就会明白。
毛泽东搞军事为“半路出家”，井冈山会师之初作战主要依靠朱德，后来也很长时间难以离开朱德的“拐杖”。就指挥作战来说，中央苏区形成后，直接参与的是第一、二、三次反“围剿”。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前宁都会议后“赋闲”，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出山。这之后接连打了几个败仗，所谓“得意之笔”四渡赤水，实际上也很普通，甚至说很有点窝囊。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主导指挥松潘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可以说窝囊至极，还饿死红军成千上万。后来进入陕北，参与指挥直罗镇战斗，获得成功，与彭德怀领兵东征山西，取得胜利。1936年6月部署西征作战。这就是毛泽东军事生涯履历。
而徐向前呢?上文我们已经明了，就作战数目、作战规模、作战成果(包括歼敌数字)等方面比较，红四方面军比一方面军都要大得多，有的还须以倍数来表示，而四方面军的每一场作战，都没有离开徐向前。所以，说徐向前身经百战，并不是浮夸，说徐向前的军事实践和经验比毛泽东丰富，也并不为过。此外，就两人的履历来说，徐向前是完备的，而毛泽东则是有缺陷的。徐向前不论是战略筹划、战役和战斗的部署指挥，以及各种战略战术运用，都得心应手，面对新情况，也有丰富经验，有一整套应对办法，即使在河西，对付马家军，如果不是战略出现问题，徐向前应对也不会出现意外。毛泽东的缺陷在哪里呢?毛泽东指挥西路军，与徐向前的角色和岗位完全不同，他属于数千里外远距离战略指挥，这在毛的履历上属于空白，他原来根本没有如此经历，也缺乏必要训练，因而严重缺乏这一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当时西路军西进方向河西走廊，处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以及特殊的民族民情社会条件，同时西路军还面临着孤军深入远出独立作战，以步敌骑，以弱敌强，以寡敌众的不利作战条件，西路军面临的处境前所未有，毛的战略指挥论说尤其应该深谋远虑，谋定而动。可是，他严重缺乏久远的战略考虑和坚定不移方针，时时事事以河东暂时局势为转移，不断改变战略决策，一时命令西进接受物资，一时命令东进策应河东，一时命令就地停留，建立根据地，循环往复，变幻无常，致使西路军部队在河西走廊这条危机四伏、绝不可久待的弄堂里涮来涮去，不断消耗。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指挥，对面临强敌和不利境况的西路军及其身在前线的领导人造成了严重困境。西路军完全丧失了主动权。为了坚决执行中共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为了西路军的生存，徐向前等西路军领导人不断向军委提出不同意见和许多合理性建议，也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可是，都无济于事，毛泽东等人要么严辞拒绝，要么粗暴批评，更为恶劣的是大扣政治帽子，追究历史“根源”，令你无可动弹。这些，正表明毛泽东战略指挥能力和素养的严重欠缺，根本不能适应对面临复杂局面的西路军的远距离战略指挥。
研究西路军历史不难发现，徐向前在打通国际路线，接受苏联援助和四方面军及西路军行动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也有与毛泽东完全不同的战略构想和主张，每逢重大转折关头，也都有明确的战略计划，这些计划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干涉和否定，如果徐向前的计划能够得以实施，西路军必然是另一种结局，中国革命进程也必然是另一种状态。可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导致西路军失败，而徐向前正确的战略主张和才能，也一并遭到了掩盖和埋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路军失败的漫长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是西路军生死存亡的四个重要节点，仔细观察这四个节点，即能明白是非，发现事物的本质。
第一，宁夏战役之前。1935年，共产国际和苏联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战略设想已经基本形成，并开始了接通中国红军的具体部署。1936年秋，随着红军一方面军西征进入甘宁边和二、四方面军北上甘南，打通苏联，接受援助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又由于原驻西北的蒋军嫡系因“两广事变”南下后返回西北尚需时日，给红军行动提供了有利时机。可是，毛泽东却过分从一方面军局部利益考虑，执意要等待黄河结冰期(12月份)行动，随后又在蒋军嫡系胡宗南等部大举前来“剿赤”的严重情况下，错误地将红四方面军部署到西兰大道那条狭窄“弄堂”里阻击强敌挡子弹，以继续“等待冰期”。这一决策，事实上不仅难以达到目的，相反，有令弱势的红军陷入不利战场，遭集中之敌包围消灭的危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提出了红四方面军从永靖、循化间渡河西进的意见，并参与制定了这一行动计划。这一计划不仅可以使红军先敌争取主动，避免置于不利地区与敌决战的严重弊端，同时又能于有利地域与一方面军会师，迅速达成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目标，并且更有利于三个方面军配合作战。可是，却遭到了毛泽东等人严格制止。结果，四方面军被迫全军进入西兰大道，在蒋介石亲自部署指挥的“围剿”面前，不仅四方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而且毛泽东“等待冰期”设想迅速破产，夺取宁夏计划遭到严重威胁，红军全线被动，为后来西路军困局种下了根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