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细菌弹，而中国人则使用了苏联人给的“喀秋莎”.很多士兵坦言：“如果不是‘喀秋莎’，我们很难在那场战役中获胜。”美国人的武器远胜于己，这是众所共知的事实。还有一些至今都无法解释的谜。有士兵回忆：“战场上发的维他命，他们说是维他命，是斯大林给的，一百粒一小瓶，一次只能吃一粒，吃两粒就拉稀，吃完就不困，打几天仗都不困，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曾有这么一个桥段，汤姆·克鲁斯所率领的小组在路边清点身份牌即俗称“狗牌”的东西寻找瑞恩时，路过的士兵们目睹这一幕无不一脸茫然消沉的表情。而在我们的采访中，有一个类似的段落，结果却截然不同。士兵告诉我们，每个上上甘岭的上去之前都会发一个猪肉罐头，“一斤多重，大家高兴坏了，敞开吃”.路过的士兵们笑话他们“吃了送行饭，你们好准备去死吧”.出于电影化及人文思潮的影响，这显然是个令文人艺术家们感同身受的疼痛的桥段，然而这些士兵们当时的真实反应却是：“你没得吃不还是得去死！有得吃先吃了再说，反正也得死了。上去的就没几个活着下来的。”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大量的采访中充斥着“一百多人，下来三个”、“整个连队，只有八个活着下来了”等等事例。这就难怪那位宁愿自伤都拒绝登上上甘岭的连长，他早已预见了这样的结局–惨烈，九死一生。完整的尸体都很难保全–“上去之前，把家乡地址、名字啊、血型啊什么的都绣在衣服上，领导要求的嘛，其实就是准备去死了，但不准备说，好收尸。那都没用，上去炸没了，没了，没有完整的，你咋收？”
难怪老兵们会说：“如果把那些东西拍下来，没有人会愿意当兵的。”有一个场景其中老人描述得极为克制，却充满了惊人的现场感。所有伤员下了前线后，首先要被集体送到一家医院进行清洗包扎再转往其他医院。那位老人便看见了上百个各式各样的伤员：“有没手的，有没脚的，有屁股被打掉一半的，奇奇怪怪什么样的都有。你想得出的，你想不出的，都像一团肉一样被放在案板上，男女护士们负责清洗。一眼望去，一百多个啊，太奇怪了，不是木桶，是案板样的东西，就那么敞着，一团肉一样。”超现实吗？后现代吗？“电影拍不出这种画面，他们想象不出来。”最后他笑着补充道。
如此这般，林林总总，它能给人带来怎样的思考呢？除了战争的残酷，国家意志的强大，人性的压抑与伤痛之外？有装疯的，有装肚子痛的，有连逃两次都被抓回来的，我乐意听见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相信他们是真实的人。他们英勇，他们也胆怯。他们崇高，他们也卑微。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我们的工作就是有如毛刷吹壶，细致地拂去历史灰尘，岁月迷雾，将那些年轻的面孔重新擦拭干净，返回出发之前。
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做过很多关于中国当代史的纪录片，人民公社的发迹，“五七干校”的由来，浮夸风的参与，“四五运动”的见证，每张面孔，每个个体，我们均深挖他们的记忆，追溯他们的眼神，以前用磁带，现在改硬盘，满满当当地锁满一铁皮柜。
或许有一天–不！一定有一天–会有人对它们产生兴趣。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采访对象离我们而去，他们的讲述必将成为那个时代最为生动的注脚，就像清河县里的宅子，驿站里无所事事的卒子，他们存在过，以我们所能理解的方式。
这于我而言，至关重要。
文/罗尘 来源: 《读书》201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