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隋炀帝是个暴君，好大喜功导致了隋朝的灭亡，我个人倒并不这么认为，隋炀帝无论在军事、治国、谋略上都是一流的，只是他太捉急了，本来30-40年才能做好的事情一定要10年完成，然后在加上天灾人祸以及三次东征高丽才导致了隋朝的灭亡，这其中也有被世家及历史绑架的因素在里面，身不由己啊。

转回主题，隋炀帝为什么要修大运河，结合当时的状况，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要隋炀帝去修大运河：

1、加强帝国南北联系，增进帝国对于南北的控制

众所周知，隋文帝在位期间，虽然在疆域上实现了天下一统，但是北方与南方事实上仍然是貌合神离。毕竟南北两地已经分裂隔绝了三百多年，历史刻下的伤口虽然已经停止了流血，但是横亘在它们之间的那道无形而巨大的裂痕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被表面上的统一所缝合。这种裂痕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等各个方面，严重削弱了一个统一国家所应具有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而京师长安则地处帝国的西北一隅，“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一旦山东(崤山以东)或江南地区发生叛乱，等到中央得到消息作出反应时，不但已经贻误了战机，而且地方上很可能已经遭到破坏。所以，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四方疆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控制，为了南北两地能够消除历史隔阂，完成从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统一，在地处南北结合部的洛阳营建一座新都，把帝国的权力中枢从西北一隅迁移到中原地区，就是势在必行之举，是隋帝国的长治久安之计。一旦迁都洛阳，则“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不但在政治上意义重大，而且对促进南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融也有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所以杨广才会在营建东京的诏书中称：“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隋书·炀帝纪》)这段话的意思是：“有隋一朝自肇始之日起，便欲以河、洛地区为创业之地，日复一日，直至于今。由于长久思虑挂念此事，所以一讲起来就令人激动哽咽！朕敬承大宝、君临万邦，一意遵行而不忘却，一心奉行先帝之志！”

说迁都洛阳是杨坚的遗志显然是不足为凭的，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从杨广的自我表白中看出一点，那就是——营建东京、迁都洛阳是他长久以来深思熟虑的一个政治构想和战略决策，绝非听信术士胡言乱语的结果，也断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开凿大运河”与“迁都洛阳”一样，也是杨广包罗宏富的战略构想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有机部分。

2、削弱北方世家的影响，制约世家的发展及影响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世家主导的帝国。一个王朝不过几十数百年，一个名门世家可延续千年。这些家族早就形成一个上至朝堂、下至乡绅的庞大阶层（隋炀自己都是汉太尉之后，弘农杨氏家族出身），牢牢握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特别陈群创九品中正制，世家的力量正值巅峰， 可以说完全掌握住一个王朝的兴灭。

杨广修运河，原因之一就是北方世家的力量过于强盛，希望引入南方的经济力量制约北方集团，文帝虽然开创了科举，但是阻力非常大，需要一步一步的渗透到整个帝国，等到科举的力量成长起来，才能成为制约世家的一股新兴势力。而开科举则彻底让杨广成为孤家寡人，成了整个帝国精英阶层的敌人。

世家颠覆一个王朝的手段，润物无声，你大张旗鼓的东征，好，我只要在底层稍稍推那么一把，在当时的低效的通信、运输手段和脆弱的经济体系下，轻而易举就可以让百姓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你自然成为穷兵黩武的暴君。四处烽烟四起，一个帝国轰然倒塌。

世家，并不在乎谁登位代言，反正上位后都会在世家利益和皇室利益之间走钢丝，只要不触碰世家的根本地位就相安无事。直到武周，这位铁血女皇帝则完全相反， 虽然在对外战争中没什么大作为，但是在对世家的战争中却给世家出现以来最重的打击。顶级世家被赶出朝堂，拉起新贵对抗千年世家，发展科举重用寒门。至此， 世家集团的力量再也没能重现魏晋时期的辉煌。

开通大运河以后，使南北的联系紧密，无论是运兵还是补给都会事倍功半。

3、南粮北运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是从北向南迁移的，随着北方的开发和人口的增多，加上地球变冷，导致北方不在那么气候宜人，而南方却慢慢变得适合居住，随着一朝一朝的开发，中国的经济开始难移，到了宋朝南方的经济第一次超过了北方，而隋朝正处于这个国度阶段，隋炀帝需要南方的粮食来供给北方以及军队，虽然没有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但是小编还是认为隋炀帝不会觉得自己的帝国那么快崩溃，还想着以后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没想到仅仅才二十几年，隋朝帝国就灰飞烟灭了。

隋炀帝是个聪明的皇帝，南方的陈朝就是其带兵灭掉，但是他的步子太大，扯着淡啦，加上东征高丽、修建运河、迁都、对付世家、开科举同时进行，隋炀帝一个人是应付不过来的，才导致了隋朝的灭亡，但是隋炀帝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小编也盼望对于隋炀帝的评价能够更加中立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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