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衰落并不必然意味着亚洲的崛起，而是形成对亚洲的侵蚀（至少在观念上），因为在亚洲地理范围内，互为对手的状态压倒了曾将亚洲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地区凝聚力概念。

这种观点似乎显得很另类。中国一直引领着世界经济增长；西方学者通常把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视为亚洲的领袖，这块大陆在遭受250年外国压迫之后正在重新确立自信。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泛亚洲团结在20世纪有过一段值得尊敬的历史，但那已成历史，而非当今的世界——只有美国一个举足轻重的域外大国。

中国近期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承诺用亚洲资金引领亚洲发展——是一次强大的公关行动。亚投行深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后者早已对西方在多边机构中的主导地位颇有微词。

然而，想当然地认为多数亚洲人都期待一个中国领导的时代是不对的。他们想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基建计划，是否更多是受中国的战略雄心推动，而不是受商业逻辑推动。

对亚洲团结观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纪念万隆会议(Bandung Conference)召开60周年。1955年的万隆会议诞生了不结盟运动，大多数亚洲国家成为其中的一员。那是一个反帝英雄辈出的时代，如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埃及的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Sukarno)。

但60年后，只出现了两位引人注目的领导人。一位是习近平，他利用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机会，把中国描绘成非西方世界的善意领袖，为全亚洲带来物质好处。另一位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他暗示对弱小国家主权的威胁不再来自西方。这场争论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中国最亲密的两个亚洲盟友是巴基斯坦（最近收到了中国历史上对外提供的最大规模的援助和投资）和朝鲜。巴基斯坦并非一个非常稳定的国家，中国现在可能后悔帮助其获得核地位。朝鲜虽然一年到头不断惹事，但如果中国要阻止朝鲜半岛实现统一、繁荣及核武装，支持朝鲜政权被视为是必要之举。这对中国的亚洲领导力来说是一个很差的根基。

不错，习近平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但中俄关系并非地区联盟，而只不过是对抗西方国家的有限、战术举措，后者试图限制普京在俄罗斯西部内陆地区的野心。中国并没有忘记，在1860年的一系列条约中，中国既将九龙(Kowloon)割让给了英国，也割让出了大片如今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蒙古国的土地。

现实是，中国还远未成为亚洲的天然领导者。日本怀有敌意，韩国保持警惕，东南亚国家大都紧张不安（如果不是怀有敌意的话），而印度现在正在建设海上力量，以对抗中国在马六甲海峡以西不断加强的军事存在，印度对中国的担心程度不亚于对印巴边境的担心程度。习近平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近期的互访提升了人们对国家间竞争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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