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更直接的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之间持续的竞争有关。从193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个“民族政治”(ethnopolitical)纲领，这使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与民族主义者产生了分歧，并进行对抗。与民族主义者不断宣称的一个单一民族中国的概念相反的是，他们认为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多样化的、不同民族群体的合成体，国家领土的完整性依赖于对这些群体进行识别和政治的一体化。
关于共产党的民族识别，第三个原因应当被归因于一个政治危机，这是由国家初期所实行的、自我分类的高度不干涉政策造成的。在1953-1954最初的人口普查中，共产党最初关于民族分类的政策是承诺个人自己去决定他们自己的民族身份，这就导致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民族种类的增殖，以及造成了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家所承诺的非汉族的代表所占的比例不能够实现。
为了理解每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索“民族”这一术语本身的历史，因为它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和最关键的概念之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953-1954年人口普查表格中，民族成为了这一段复杂历史的顶点，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清王朝的没落和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形成。
二、云南的多元性和统一性与帝国时期的国家民族策略
长时间以来，学者们一直在讨论ethnicity和 nationality这两个术语对于前现代(premodern)时期的适用性，一些学者支持将其延伸到遥远的过去，而其他学者将其认为是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才有的概念。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用任何一个术语来注解正在谈论的区域——云南，因为它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一个有着多元化的语言、多元化的文化传统、多元化的宗教和民族(peoples)的地区。而且，各个朝代的帝国也都努力地将这片区域的领土及人口纳入其统治之中，这一多元性已被证实为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该地区首次被纳入东部帝国的范围是在1253年，当时大理王国被蒙古人统治且被合并到了中国的行政区域内，也就是闻名于世的元朝(1271-1368)。元朝在新成立的云南省设置了很多城镇，这些城镇成为后来商人的集散地。在那些区域内所存在的反对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朝廷与当地势力强大的头人建立起关系，进而加固了间接统治的体制。在后来的明朝统治时期，间接统治的体系开始变得更加系统化，因为中央朝廷给予当地首领以官方头衔，来换取他们的忠诚和地方秩序的维持。
满族所建立的清王朝(1644-1911)采用了比元朝和明朝更为复杂的体制来解决多样性的问题，而且同时，还吸收了元朝和明朝两个时期的区域规模。被Mark Elliott(马克·艾略特)所称作的“清朝普遍主义(Qing universalism)”，是通过三个相关元素间的平衡，使满族的统治系统得到了维持。第一个是满族的军事力量，清朝通过军事力量能够将帝国的疆域延伸至长城以外，直至今日中国内陆的边疆地区。然而，单靠武力是不能确保疆域的统一的。因此，第二个清朝普遍主义(Qing universalism)的重要成分是八旗制度(the Eight Banner System)，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和人口统计学的组织，它将清朝的竞争对手纳入其中央的、官僚的等级阶层中，以此消解了现有的权力结构。第三，为了继续保留存在于满族精英和在数量上占优势的非满族人之间的边界，清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会工程项目，以期在帝国朝廷的成员中培养和增强独特的满族身份。这些项目主要包括了满语书写和一系列社会文化实践的提升，这些被具体化为像军事技能、马术、和节俭等的“满族方式”。
然而，我们的目标最显著之处在于“清朝普遍主义”的范围一点都不普遍，至少没有涉及到帝国的西南边远地区。例如，云南的“野蛮人”并没有成为八旗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没有成为“同时期”的清帝国皇帝精心设计的体系的焦点。乾隆皇帝的肖像，被以文殊菩萨的化身介绍给了藏族群众，但没有证据表明清代帝王们采用类似的方式，将他们自己说成是苗或像“倮倮”一类民族的子孙后代。这些原因已经被Nicola Di Cosmo(尼古拉·迪摩)，James Millward (詹姆斯·明)，Peter Perdue(彼得·珀杜)等人，给予了充分的证明。作为北方喜爱征服他族的联盟，满族人不会轻易地放弃对这个地区的关注，尤其是面对强大的蒙古人，以及其后的俄罗斯人等一系列的竞争者。而且，不仅在清朝而且在元朝和明朝，对于云南的统治系统几乎毫无例外，大多都是间接的统治方式。继明朝之后，在西南，康熙皇帝(1662-1723)将官衔授予精心挑选出来的当地头人，委托他们维持秩序，并向皇帝进贡，以及提供武装以支持帝国的各大战役。从1659年开始，朝廷重新编写了当地官员的继嗣法则，进一步系统化了间接统治的模式。要求地方统治者丢弃传统的继嗣制度，严格遵循父系继承，并且继承人要呈递家族宗谱作为证明。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实施一个更为直接的统治方式是具破坏性的、并且是短暂的。例如，在雍正皇帝(1723-1735)时期的统治方式就表明了与乾隆时代的间接统治方式的不同，并且CPatterson Giersch(C帕特森·吉尔斯)将雍正皇帝的这一统治方式称为是“新边疆军国主义”。因为三个激进的省级和区域的管理员——李卫、高奇卓和鄂尔泰——的连续任职，清廷在许多城市废除了强大的本土统治者，控制了关键产业，并在全省的关键区域建立了权力基础。然而，这一力量的扩展并不是没有遇到阻碍，当朝廷闯入到当地这一复杂的并长期存在的系统时，曾一度造成了频繁和血腥的叛乱。因此，雍正颇具侵略性的边疆激进主义政策大多都被他的儿子——乾隆皇帝(1736-1795)所放弃。尹继善(Yinjishan)被任命接替鄂尔泰，开始重新建立与当地头领的稳定关系，并且修复雍正朝以前的间接统治体系。再次，为了阻止地方一级的文化同化过程所导致的多民族帝国内不同群体成分的区别线变得模糊不清，朝廷希望保持“将野蛮人与清人区分开”的状态。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