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世纪中叶，汉族继续向西南地区扩展，此地的压力日益增加，清朝一直都在竭力维持微妙的民族关系。正如David Atwill(戴维龙)等人所概述的情况：1839年夏，缅宁城(Mianning，今临沧)爆发了大规模的汉-回暴动，最终导致了大屠杀，清真寺变成了废墟，有近2000的云南穆斯林被杀死。第二次大屠杀发生在1845年的春天，当时暗流涌动的汉-回敌对分子在云南保山发动了激烈的战争(came to a boil)。1845年10月2日，清军进入保山城内，并且对大约8000回族进行了屠杀。
在东部，清朝政权所维持的微妙民族关系进一步被推翻。19世纪晚期，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分子利用满族人的不同观念，在帝国的精英人士和他们的臣民之间划定了战线。这一新兴革命运动的突然发起，伴随着的是一个新术语的出现，它发挥了一个中央的、话语的作用，这个术语就是民族。 从日本引进中国的这一新词“minzoku”，成为了反清激进分子的一个有用的工具，否则他们很难像外国人一样去描述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成功的将自己塑造成为儒家礼仪、科举考试、汉语治学，以及许多的传统中国文明的中心机构的统治者。像章炳麟(1868-1936)、梁启超(1873-1929)、邹荣(1885-1905)等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将自己的反满立场建立在了所寻找到的民族概念之上，并且在被引进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t)概念的影响之下，促进了“汉族”和“满族”这样一类概念的出现。这些分类，尽管明确地表示了文化方面的差异，但却标示了与传统的文化身份概念的区别。章的关于“汉族”和“满族”的分类，尽管是根据文化的标准，却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了本质主义和种族类别的相互排斥的特性。这种杂交的、文化和种族概念化的民族导致了Kai-wing chow曾经所称的一种“汉种族主义”形式，一种文化主义的分化机制“削弱了改革派继续支持满族政权的立场。”拥有了这种文化种族混合的概念，梁启超等人能够表达他们对于满族统治的反对，并以此作为种族斗争的文化等价物。
三、国共两党的国家民族策略历史渊源
1911年，清朝最终崩溃了。当然，我们不应该夸大1911年革命的民族主义因素，因为这是一组交织着反满主义情绪的复杂因素发展的顶点状态：随着太平天国起义和对它的镇压，中央集权国家将世俗权力下放到各省;中法战争(1883-1885)和中日战争(1894-1895)之后不再对保守改革进行支持;在1905年科举考试系统废除之后，对于朝廷的侵袭性和破坏稳定的新政策做出了尖刻的回应，以及与国家知识关系的戏剧性转变。这就是说，邹荣的激烈的反满族种族主义没有能够借助言论(rhetoric)的力量废除溥仪。然而，反满革命对于后帝国的激进主义，却做出了一个独特的形状和基调，并且，正如Edward Rhoads (爱德华·罗德)所认为的，对于暴力的性质和严重性，在革命期间有时会加在满族人民身上。从本质上来说，反满族革命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恢复汉人控制一个国家本身就是以汉族人为主。武汉革命者的旗帜，在视觉上捕获了这个概念，十八颗星象征十八个“中国本土”历史省份。同时，满族政权的瓦解是一件好坏参半之事，因为伴随着的是一直保持着一个整体统一的多样化的帝国的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清朝”普遍主义的崩溃。随着满族统治的崩溃，新时代的中国领导者必须发展他们自己的手段，在多样性和统一性，多元性和单一性之间进行协调。如果他们失败，他们将失去广袤的领土。
正如Joseph Esherick(约瑟·埃谢里克)所概述的，此刻，这里有少数政治精英，他们欢迎领土的减少和随之而来的一个中国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国际边界线与汉人的分布是相一致的。然而，被埃谢里克认为是“中国本土”的这一立场，被“大中国主义”的补偿立场所遮蔽。“大中国主义”立场的倡导者认为有必要把边界省份作为在外国入侵时的缓冲地区。同时，他们认为必须阻止皇权渗透到这些地区并调动起当地的民族情感来反对中国的政体。实际情况是，后帝国的中国政权只有暂时承认历史上其他国家与清朝签订的大量疆界条约，否则，他们认为重新设计中国疆域的界限将是一件昂贵的和复杂的事情。
最终，“大中国”的立场盛行了起来，并且共和党的领导人致力于恢复对前清领土的控制。然而正如Xiaoyuan Liu(刘晓原)、Hsiao-ting Lin(李孝庭)等人所认为的：这个必须迅速完成，然而，由于1911革命的民族政治和领土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1912年11月3号，根据俄蒙条约，外蒙古被认定为自治区。在1913年，西姆拉会议上发起了一个20年期限，在这期间中国的军队或民用机构不允许在西藏停留。中国的西南部，尤其是在云南，地方军阀对该地区行使事实上的政治控制。这一瓦解，主要是共和党政府软弱这一结果导致的，也是后帝国正统崩溃的反映：作为一个亲汉、反清团体，共和党民族主义者通过发动革命，在无意间也疏远了其他的非汉族群体。在为汉人建立一个中国时，他们没有为藏人、蒙古人等留出地方。
面对灾难性的领土的失败，大多这样的情况都发生在国家的边境区域，新的共和党政权内的一个派别开始提倡更大的包容主义，以一个更加宽容的话语来取代共和党的革命言论。他们留心清朝的模式，将中国的民族关系重新概念化为包括汉人、藏人、蒙古人、满族人和回人的“五族共和”(这一构想被具化在了政权新的五彩旗帜上)。不同于由章炳麟等人提出的民族概念，五族共和概念不再将藏人、蒙古人等描述为在本质上与汉人截然不同，而是强调将这些群体同化成汉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正如James Leibold(詹姆斯· 雷鲍德)所说的，Sun Yat-sen(孙中山，1866-1925)起初在这个概念上犹豫不决，但是他的反对建议被1912年早期的临时大会所推翻。
在所有的象征中，共和政体在其国家实践的核心方面并没有构建一个中国多民族的概念，这在1912年人口普查中缺乏所有相关民族问题的事实即是明证。基于县域间开展的人口普查，在人口普查表中包含十七个问题，没有一个是关于语言或民族多样性的。这些人口普查的问题揭露了这一政权首要关注的是出生和死亡率、性别比率、专业职业的规模和分布情况、以及外来人员的安置。人口普查局进一步说明了，该政权还关注犯罪分子。“县里人口列举和登记的规定”指出登记员要记录有坐监历史的户主，有可疑传闻的那些人和那些没有血亲关系而居住在一起的群体。共和党政权想要去了解许多关于中国人口的情况，但是几乎没有关于民族差异的情况。
在民族政治的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并且制定出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早期共产党所制定的民族政策是相当抽象、且未经考验的，这源于他们与国民党(GMD)和苏联三边关系的变迁。在1920年代，苏联当局与中国的列宁主义政党和国民党保持着策略性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而实际上承认国民党最具有统一中国和抵制外来侵略的能力。在这一复杂的地缘政治等式下，民族是非常重要的策略变量，尽管它不是特别的明显。至少，它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楔子。相对于国民党来说，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共产党，他们都有利用民族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政治优势。
这一时期的战略，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共产党——国民党——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的构想从1925年开始走到了尽头。在Chiang Kai-shek(蒋介石，1887-1975)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国民党放弃了多民族中国的想法，这一转变再一次由国家旗帜上的变化表现了出来。1928年五色共和旗帜的废除，被展示了中华民族、单一的中华民族的同质性和不可分割性的旗帜所取代。孙中山的民族政治纲领受到苏联顾问的影响，它在第一个统一战线期间(1924-1927)如同一座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服务。而蒋介石不同于孙中山，大声叫喊着反对共产党的民族自决(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话语，因为它涉及到中国的非汉族人。两党之间尖锐的对立，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中更残暴地表现了出来，蒋介石致力于他的新南京政府的建立，建立一个刘晓原曾经描述的“单一民族共和国”和Frank Dikkotter(弗莱克·迪克科特)所称作的“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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