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被围攻，中国共产党最终从城市撤退，并开始在农村建立自己的政权。首先，在农村再生的共产党与少数民族群体几乎没有了联系，并且因此也没有任何理由关心民族问题。然而，他们于1931年在中国的东南部成立了江西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开始将某些民族政策放进他们的官方纲领之内，尤其是“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想法。1931年11月7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中国共产党当局宣布“中华苏维埃无条件地承认少数民族自决的权力”。更具体地说，1931年的大会承诺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社，在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在行政时使用当地语言，以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在1934年，民族问题成为了一个实际的而不是共产党政治的纯粹理论部分。在那一年，由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毁灭性战争中，促使共产党的领导者放弃了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征。在长征过程中，共产党的领导者、军队、以及追随者首次到达民族多样且贫困的西南地区。例如，当红军到达贵州广阔的苗族区域时，共产党亲眼目睹了该地区严重的贫困状况：村民们赤身裸体地走在街上，广泛的鸦片成瘾，以及当地军阀严重的压迫。通过贵州省之行，朱德简要地记录了对这一场景的感想：“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穷得吃不起粮食……老百姓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榨干了……到处都是又黑又烂的茅草屋。”

在长征期间，少数民族的问题表现出具有策略性的、现实世界的结果。在长征行军期间，共产党开始宣传他们的民族平等和自决的政策，并且还开展实施。正如Dru Gladney (格拉德尼)认为的“这在客观上争取了对清朝统治和蒋介石的民族政策心怀不满的人民的支持”。为了他们的生存，为了能够“与非汉民族的高层代表人士建立亲密的关系”，共产党提出了这一句识别和自决的话语。他们将这段话结合到了新兴的国家方案中，并将其充分地结合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视野之中。

与日本人的全面战争的爆发，给国民党的民族政治立场带来了沉重的压力。首先，亡国的威胁促使蒋介石去加强他的一个单一性的、同质性中国观念的承诺，对国族进行概念化。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对其民族政治纲领作出了最清晰的声明，《中国之命运》首次出版于1943年，并于1947年修订。在文章中，蒋介石清晰的表明了他的反识别立场。“中华民族事实上包括五个分支”，他认为，“这一事实并不是因为民族或血液的多样化，而是在信仰和地理环境上的不同”。“一句话”，他继续说，“在五个分支上的不同是地域的和宗教的，而不是民族的”。蒋介石自信地说，中国的命运取决于对任何及所有从官方上承认这种划分的政治重要性的政策坚定不移的反对。反思一下清朝，他描述了八旗制度——这一制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清朝普遍主义的中坚力量，使满族能够统治一个多样化的帝国——但这是其垮台的原因。蒋介石赞美道“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法令的精密，犹能远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他继续说，“然而，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使各宗族不分宗教、职业、阶级、男女，皆一律平等，更扶助边疆各族，培植其自治能力，保障其平等地位，则中国必能与欧美现代各国，并驾齐驱，以自致于康乐富强。”

像在他之前的孙中山一样，蒋介石将他自己描述成一个倡导者，不是机械性的同化主义，而是再同化主义：一个重构的民族意味着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在1947年版《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认为，这五个分支中的每一个，事实上都是共同祖先——殷王朝(也就是商朝)的统治者以及虚构的黄帝的后代，然而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匈奴或鲜卑(这两个都非中国部落)的后裔。通过将蒙古人、女真族、吐鲁番人、满族和回族教徒与这些起源进行联系——尤其是与黄帝这一起源相联系——他企图将同化政策描述为一个团圆、重聚的过程。

同时，日本的威胁迫使民族主义者重新思考他们的非识别政策，只要对多样化的民族国家(ethnonational)进行全部的否认，就会给日本宣传者提供机会去控制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欲望和政治识别，这是被现有的政治组织留下来而未完成的。在这些敌对的压力下，国民党政权企图通过主张推迟到战争结束后再来解决“民族问题”进而来调解他们的民族政治立场。1938年，国民党大会通过对1923年国民党宣言的再次肯定，在说明书上采取了措施。在这个文件内，民族主义者首次表达了他们对一个多民族中国概念的支持。然而宣言的承诺将不得不一直等到战争胜利之后才能实现，因为在战争背景下，任何多样性的讨论将有利于日本人耍阴谋去分离和占领中国领土。

对于中国共产党，这场战争促使了正好相反的反应：对于立即识别少数民族的一个加倍的承诺和反对由国民党保守派支持的单基因论点。在1930年代晚期所写的一些论文中，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强调对于非汉民族识别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回回民族问题》(以下简称《回回》)，这一简短的研究批评了帝国时代和中国共和时代的少数民族政策，并且提出了一个案例，认为回人组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而不只是汉人的一个宗教子集。《回回》的作者声称，国民党的政策是被用来“使民族运动和民族觉醒瘫痪的”。国民党通过将回人描述为仅仅是中国的一个种类，以回避政治代表和平等性的问题。作为证据，《回回》的作者指出共和党的宪法，在这部宪法中，回人的政治地位同样地没有被确定，在共和党的立法机构，像国民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大会中都没有设立回族人代表。

同样充满激情的议论在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也有出现，包括《战争时代蒙古族问题概述》和《中国战争时代的民族问题》(以下简称《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的作者陈廉贞(Chen Lianzhen)和黄操良(Huang Caoliang)把国民党的民族政策放在了国家的地缘政治危机的中心部分。对于日本来说，满洲(中国东北的旧称)的失去，是“中国还没有一个正确的和合理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方法而造成的结果”。由于未能解决国内多样性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对日本的渗透打开了大门，使外国的侵略者能够利用民族问题，进而让中国的少数民族来反对汉人。国民党的非识别立场使日本人能够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讽刺地说这是对中国古代皇帝所采用策略的模仿，用野蛮人来控制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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