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0年代，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关民族团结的策略变得越来越两极化。对于国民党来说，中国多样化的政治识别的所有问题将不得不等到战争结束后再去解决。到那时，民族将会被严格地认为是一个单基因的、独特的群体(a monogenic singularity)。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并且它是与中国政体共存的。这个定义本身是非常永恒的，从根本上加固了国民党公然反对识别的立场。对于共产党来说，民族的概念与多样性和多元发生说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国家和它的民族不是一个类，也不相同——而是，前者包括了后者，因此多样性的政治识别对于国家的合法性和反殖民抵抗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国民党，在中国的民族识别被看作是为日本的利益服务，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解体为分裂和征服创造了可能的环境。对于共产党来说，这样的分裂和征服是可以避免的，不是通过否定独立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而是通过向这些群体宣布，对于他们来说作为中国人和作为回人、蒙古人、藏人等都是可以共存的。这是一种有悖常理的方式，以共产党的思考方式，识别的特殊性是走向一条新的统一之路。陈和黄通过引用列宁的话语，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使用结婚和离婚的比喻来设计这个问题：“如果主张民族自决，不是就会使本来是一个民族统一的国家弄成四分五裂吗?尤其是在我们一致对日寇作决死斗争的时候，如果主张民族自决，不正是成为破坏统一战线的叛徒吗?对于这种意见，伊里奇(也即列宁，译者注)会用一个极有趣的比喻来回答，他说：“一个国家所规定的离婚权，会不会使一对和睦的夫妻向法庭声请离异呢?那是决不会的。”
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些证据表明国民党政权准备实践它的一个新的民族政治政策的承诺。1946年在南京，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宣布要制定一个新的国家宪法，并于1946年圣诞节那天开始实施。在立法院的法律和代表之前，新宪法正式地保证了各民族平等。而且，与长期以来清朝的大型民族取向和早期国民党的五族共和概念是一个大胆的背离，这一承诺将会扩展到不仅是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和满族，而且也会扩展到“远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同时，也有其他与之相反的一些证据。例如，战后人口普查，计划1948年7月1日开始，1953年12月31日结束，再一次没有包括任何有关民族多样性的问题。如果国民党致力于成立一个立法机构，并在其中选举不同的民族作为代表，那么可以看出，这个系统一定不是建立在百分比的基础之上。
无论国民党政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国民党当局从来没有找个时间来好好兑现自己的承诺。1946年夏，与共产党人不稳定和平的崩溃，大陆本土再一次陷入了大规模的战争。而且，在两年之间，国民党军队的军事优势下降到共产党的军队之下，在一系列的战争中，共产党军队于1948年和1949年控制了关键的城市地区。北京1949年1月落入共产党之手，太原在3月，南京在4月，武汉和上海在5月。国民党最终丢掉了大陆本土，以及失去重塑他们自己为合法的多民族政体的任何可能性。1949年底，中国共产党军队取得胜利后，对于识别的政治辩论结束了。如果中国已经成为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个单一民族政体，在共产党领导下它将重新被设定为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共和国。
共产党立刻将这一政策纳入他们的治国之道。1949年9月2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前两天，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这一文件在正式的宪法制定出之前，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共同纲领也概述了新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纲领宣布了民族固有的平等性(第九条)和保证保护少数民族不受汉族主义和分裂民族国家(ethnonationalistic)的沙文主义(第50条)的双重威胁。更具体地说，纲领的第51条概述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自治的新政策。尤其是，纲领概述了“区域自治”的理论将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施行，并且多种不同民族自治组织将根据各自的人口规模和区域的大小来设置”。在这些地区，共存着不只一个少数民族，共同纲领保证“在地方政权机关，不同的民族中每一个民族都有合适的代表数目。”
从1950年开始，共产党政府在关键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精英中，开始宣传他们的新民族政策，以获得这些作为国家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中间人的支持。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派民族访问团到全国的边疆地区。第一批西南民族访问团于1950年7月2日离开北京，在民族学家夏康农的领导下到达云南省，夏康农在中华民国时期已经将自己定为了早期民族调查研究者之一。总之，这个团队在这个省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根据当地的情况搜集信息，并宣传了共产党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新政策，以及像兽医服务和疾病预防接种等管理护理信息。
同时，该省政府开始在整个云南省组建区域自治政府和民主联合政府。这进一步证实了John Herman’s(约翰·赫尔曼)关于在西部继续进行间接统治的言论，当地政府的领导们一般被称为“上层人士”，而且，有许多的“上层人士”实际上是亲属家庭，帝国时期的中国政府曾经利用他们来管理当地事务。省政府的目标是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中对非汉族群体进行登记注册，以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履行他们民族国家平等的长期承诺，并且保护他们多民族政体的领土的完整性。
共产党已经承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的概念，然而，却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中国是多个民族的家，那么这些民族是哪些?有多少民族?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们居住在哪里，以及每一个民族有多少人?这一系列新的问题远远超出了这一相对简单和意识形态的识别问题，并且冒险进入了更加复杂的分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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