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制定危机行动计划。危机行动计划是在危机时期，联合作战司令部在时间紧迫和形势危机情况下制定，并提交给最高决策层作为决策依据的作战计划。危机行动计划虽然会根据现实因素做出调整和修改，但一般以应急计划为基础。例如，1989年12月，美出兵巴拿马，主要依据是“蓝勺行动”作战计划；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主要依据的是“1003东方大规模战区战争”作战计划。

三是发布作战命令。总统根据国内外形势、危机发展状况等一系列现实因素，依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联会主席的建议，在危机行动计划的基础上，确定军事行动的总体目标、发起时间、以及“受援联合司令部”（指对作战计划制定负有主要责任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和“支援联合司令部”（指为执行某一特定作战计划承担支援任务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指挥控制关系等总体作战方案，最后以作战命令的形式由参联会主席向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传达。

四是实施战役行动。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根据作战命令，确定具体的兵力部署和任务执行方案，并对下辖所有部队全权实施指挥。美军军政、军令分离体制剥夺了军种参谋长的作战指挥权，军种只有提供兵力的责任，军种参谋长不会与联合司令部司令争权。这就意味着战区内所有部队，无论来自哪个地区、哪个部门，一旦到达战区，原上级指挥机构就无权再对其实施指挥，仅承担对这些部队的行政管理和后勤补给等责任，因此战时受援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可有效调动全军资源用于作战行动。

依法构建 因势而变—

“作战指挥链”如何升级

美军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构建，主要是通过3部法律的相继出台逐渐完善起来的，他们分别是1947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1958年出台的《国防部改组法》和1986年出台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前后经历了大约40年的时间，美军才在体制和机制上建立起了这种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在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同时，美军也针对现实威胁的变化，不断升级支撑联合作战指挥的指挥控制系统与联合作战战略战术。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建指挥控制系统C2。为应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威胁，解决预警时间短的问题，美军认为必须有非常广的通信网，把美国尤其是北美大陆的部队联系起来，然后又加了一个C，就是通信。后来美国发现光有通信不够，必须有情报，所以后来又加了一个I，就是最开始的C3I，之后美军又把侦察的R和监视的S加了进去，形成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网络，即C4ISR网络。C4ISR通常被译为指挥自动化系统，它由英语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7个词首字母缩写而来。C4ISR系统的全球化，网络化、一体化和实时化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区分概念。这种新颖的数字化网络化会议活动由于及时通报情况，掌握战争全局，在准确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兵力兵器及时信息传递，快速定下决心和平行制定作战计划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每一场战争都不一样，过去的战争尤其是胜战给人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影响着人们对未来战争的想象和设计。在联合作战的战略战术方面，美军却能够放下胜利“包袱”，不断创新战略战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注重巧打、快打、精打。

巧打的代表性理论是“打击重心”。美军认为一个武装集团犹如一部复杂的机器，对于保证这部机器平稳和可靠地运转，某些组成部分比其他部分更重要；这些重要组成部分若受损或被毁，就会使整部机器失灵。这些更重要的部件就是“作战重心”，既是敌方军队从中获得行动自由、战斗力量和战斗意志的源泉，也是己方军队倾全力打击的目标。

快打的代表性理论是“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循环”。该理论认为作战行动有4个环节，即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把战争双方的活动看作是“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周期的不断循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关键，是缩短己方的“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周期，永远比敌人快一步，从而剥夺敌人的反应能力。该理论的实质是强调加快决策和行动节奏，使敌人应接不暇，由作战混乱演变为内部的分崩离析，直到心理瘫痪。

精打的代表性理论是“网络中心战”。该理论强调通过战场各作战单元的网络化，将各种分散配置的侦察探测系统、指挥控制系统、火力打击系统和综合保障系统集合成一个统一高效的信息网络体系，使各分散配置的部队能够共同感知战场态势，从而把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进而发挥出最佳作战效能。

文/付征南　赵小卓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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