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你去年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用脚后跟想的犬儒主义》中，有一句「习惯性犬儒不知道什么应该怀疑，什么应该信任，什么情况下可以怀疑，什么情况下要守护信念」。你认为什么应该怀疑，什么应该信任？
X：无论是怀疑还是信任或信仰都必须基于理性的思考，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否具有真理价值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思考是为了寻找和接近真理。因此，理性思考与犬儒主义那种非理性的自动拒绝是对立的。
人生活在这世界上不能什么都不相信，什么人都怀疑。我们不能谁都信任，那是天真，但也不能谁都不信任。莎士比亚说，「爱所有的人，信任几个人，不要对不起任何人（Love all, trust a few, do wrong to none）。」当中这个「信任几个人」是最难的，因为人生中最难的事情之一便是只信任值得信任的人。正因为难，信任本身才是如此珍贵，而不是像犬儒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毫无意义。因此，如果谁对你付出了信任，你也就有了不背叛他、不出卖他的道义责任。不把信任当一回事，这样的犬儒主义一定会给损人利己、卖友求荣、落井下石、无所不为的恶行打开大门。
P：你说过：「犬儒主义并不总是一无是处，它缺少的是判断力，它无法判断什么时候可以犬儒，什么时候不该犬儒。」这种判断力具体来说是怎样的？我们何时可以犬儒，何时不该犬儒？
X：「判断力」(judgment)是一种实践理性。一是理性，不思考、不思想就无从谈理性。二是行动，思想引导行动，否则便是自娱自乐的游戏。判断力的主要功能就是区分不同的情况，好有不同的行动。阿伦特说，思想是判断的准备，我想应该就是这样意思。人真正要学习的不只是知道有哪些事情，而且是那些事情的意义，而这不能只凭记性好，而是更要有判断力。
做事也需要判断力。大人对小孩子说：听话，照做，就不会有错。那是因为小孩缺乏判断力。对成年人不能要求这样。政府不能只是要求民众听话，照做，不能把他们当没有判断力的成人儿童。听话，照做的民众是不会锻炼出自己的判断力的。他们只能永远听由权力的控制和摆布。
美国科学史家Stephen Jay Gould说，「如果不学会运用判断力的工具，而只是一味地听从自己的希望，这就撒下了在政治上受人摆布的种子。」也就是说，惟有依靠判断力，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该希望的和可希望的，什么是不该希望的和不可希望的。例如，有人对你说，一年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算你非常期待实现共产主义，你也应该判断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判断一下说这个话的人可能是什么用意，有什么目的。
犬儒是一味地听从自己的怀疑，所缺少的也是判断力。对于怀疑，判断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惟有通过判断，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时候或对什么应该怀疑，什么时候或对什么不应该怀疑。胡适说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体现的就是他的判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