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介石（前排右二）任伪满“驻日大使”期间曾回台湾参观新竹监狱
一、家世背景
我於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出生於彰化二水。原本公学校毕业後，有意为人师表，不料参加师范学校入学考试时．虽以高分通过笔试，但却因口才不好（日本た、だ，ら发音不清楚），在口试中被刷下来，後来公学校的校长就劝我投考台北工业学校，因此我考上二年制机械科，虽然不是天资聪颖，但从小到大都是拿第一名，工业学校的奖学金也拿了好几个，毕业时得了州知事奖，由於当时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教育，所以在台北工业学校就读的台湾人，约只占学生总数的一成。毕业後，我曾在三机工业株式会社台北分社工作，不久就去考日本文部省专科学校检定考试，且幸运地通过，此检试就如同现在的普考，之後就派往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即今台北机械厂松山机厂）工作，担任技术方面的职务。
在十九、二十岁时，因逢「台湾始政四十周年纪念」，有幸在纪念会场上看到谢介石的风采。因而种下我日後去「满洲国」的因素。当时谢介石是以宣统御派驻日大使的身分回台参加庆祝大会，会後并视察台湾政情。因为谢介石是代表满洲皇帝参与纪念会，台湾总督府奉谢介石有如日本皇室股尊重，那种排场不由得令我兴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感慨，从此一心只想效法谢介石般出人头地。
由於自认待在台湾并无任何前途，因为连台北工业学校毕业的日本人，也都要待上十年以上，才能升官，所以我决定到日本去念书。遂於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赴日本东京的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因为当时想在仕途上求发展，必须要有法律学的资历背景。日本大学位於今东京千代田区西神田（按：明治二十二年创校，时称日本法律学校，明治三十六年改为日本大学），属於四年制综合大学，必须通过考试才能申请入学。那时为了加强我的实力，於是白天去念法律，晚上就去东京外语学校修习两年的支那语（北京语），以备日後所需。
大学毕业以後，因故又回到日本三机工业株式会社东京总社的矿山运输机械设计课当工程师，因曾有过工作经验，所以薪资比刚毕业的日本人多了五元，每月有九十元。待了一年多後，会社有意派我去大陆分社工作，但一来我对大陆并不感兴趣，二来认为这工作并无前途，所以才去参加「满洲国」的高等官考试，没想到一向只录取一、两人的高等官考试，我居然是其中一人，由於高等官考试及格者须马上派赴「满洲国」的大同学院受训，遂於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前往「满洲国」大同学院受训一年。
二、「满洲国」时期
（一）大同学院
大同学院是日本代「满洲国」训练高级干部的地方，亦如现在阳明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欲进入大同学院者须通过高等官考试，考试项目包括行政法、法律、经济学及外国语，满洲人可选考日本语，台湾人可选考北京语，在「满洲国」刚成立时，大学毕业者无须经过高等考试，即可进入大同学院，如黄千里即是一例。技术人员则无须考试即可升级。所以如林永仓、孙运璿都是如此进入大同学院。当时台湾的录取名额是一年只有文官及技术官各一，医官亦是如此，如文官欲升上外交官，则必须通过大同学院的学期考及毕业考考试，才有资格考外交官，所以算起来总共要通过四关考试，才能如其所愿。
由於战时缩小编制，所以大同学院一期约只训练一百多名学员。在受训期中，我们必须在零下三十度的野地，学习如何射击及骑马，这使得来自台湾的学员，都大喊吃不消。例如骑马一事，常常是骑得上去，就不知何时才能骑回来，不停地被马修理，摔得四脚朝天。有一位自台湾来的黄姓医官，因无法适应，遂自动要求退训。原先在「满洲国」从事医生行业的人并不多，所以很需要外来的合格式生，因此就有很多台湾籍医生在那开业；但若要进入政府部门做事，仍须通过高等官考试才行。由於「满洲国」的行政运作并不是很上轨道，所以一切任官资格均以考试为标准。对任用人员，并无任何党派及种族之分，因为「满洲国」立国的宗旨即是五族协和，就是满、汉、日、朝鲜、蒙古五族协和，以反共为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