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农村包围城市”被认为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但农民是怎样被发动起来的，历来众说纷纭，《边区的革命》厘清了许多流行的谬误。

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在中共“四大”《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对农民运动给予高度重视。长期以来，“农村包围城市”被认为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学界有了不同看法。

首先，传统中国农村土地分配相对均衡，贫富差距有限，在许多地区，即使“打土豪”，农民受惠亦不多，那么，如何才能将他们发动起来？其次，农民阶级有所谓“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和分散性”，并非先进生产力代表，就算发动起来，对整体政局走向影响作用有多大？其三，早在1926年，国民党便提出“二五减租”（减租25%），1930年6月《土地法》草案中，规定地租额为收获总量的37.5%，实惠甚多，为何没赢得农民的支持？

『图为1925年1月22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文件。』

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中共给了农民们选举权，充分调动了他们“千百年来被压抑的创造力”，才“创造了奇迹”。

而美国学者胡素珊在《中国的内战》中则认为：土改的最大作用，在于改变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从而斩断了国民党与农村的联系，使其无法从中获得资源。胡在著作中罗列了大量史料与数据，但较少实证分析，易给人以“语焉不详”“大而化之”之感，而岳谦厚先生这本《边区的革命》恰好补足了这个遗憾，它以一种“新革命史”的视角和逻辑手法，通过对各种新史料的多重比对和缜密分析，使边区革命进程中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来，并形成一个大致可视的“全相”。

有实惠并非全部原因

1938年，梁漱溟在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争执不休，双方最大分歧在于：梁认为中国农村贫富差距不明显，而毛认为中国农村阶级分化严重。

『1938年，梁漱溟和毛泽东在延安』

梁在山东邹平搞了7年“乡村建设”，而毛亦在湖南等地农村深入调查，但山东较富庶，土地分配相对平均；湖南则地处军阀战争前线，各方争相收税，土豪劣绅被重用，农民苦不堪言。

当时农村贫富差距究竟如何？因统计材料不完整，只能看个案。

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1950年编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资料》，江西1949年前原白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11.3%，占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9.2%，占有土地64.1%。

而据1873年统计资料，当时英国贵族拥有土地73.9%，而他们只占土地拥有者（并非农村全部人口）的1.4%，剩下98.6%人口，仅拥有26.1%的土地。

据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估算，土改前该村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421，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355；土改后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72、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28。

贫富差距客观存在，但是否达到激化的程度，还需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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