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克鲁斯从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 在位）的统治开始进行研究，当时宗教宽容的“经济学者”思想被女皇运用到克里米亚和里海沿岸的新穆斯林臣民身上，作为加强国家权力的一种手段。“ 经济学者”是一群德国启蒙思想家，主张公共秩序和道德可以通过宽容教派团体的监管得到加强（不过他们说得很清楚，正如叶卡捷琳娜那样，那些异教徒、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家不配受到这样的保护）。从本质上讲叶卡捷琳娜将宗教宽容视作帝国控制和扩张的工具：它会缓解帝国的边境躁动地区的穆斯林与俄罗斯殖民者和官员之间的关系，拉拢作为中间人的周边国家的穆斯林。但欧洲学者的“土耳其信条”研究也使她确信，伊斯兰教在其基本信仰、戒律、祈祷专用的圣地、宗教法和阶层等级方面与基督教并无很大差异，所有这些都可以被沙皇国家用来加强更传统的帝国统治法规的神圣权威地位。

叶卡捷琳娜为帝国的穆斯林建立起一个集中的教会阶层，努力使过去独立的毛拉和清真寺融入一种如教堂般的系统，服从于圣彼得堡的帝国政府。1788年，她指定在乌法（后来被转移到奥伦堡）成立穆罕默德传教士大会，结合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特点，如标准化组织礼拜堂区，以及那些奥斯曼帝国的宗教系统（包括详细的宗教头衔阶层）。逊尼派神职人员和法律学者穆克汉姆德－詹·库赛诺夫（Mukhamed － Zhan Khusainov）领导，为穆斯林神职人员颁发许可，解释伊斯兰的教义和伊斯兰法，受理信徒反对他们清真寺决定的申诉，监督日益增长的穆斯林学校网络。

到1824年库赛诺夫去世时，该大会已被受贿的指控困扰，如克鲁斯所言，这对 “清真寺社区”影响相对较弱——这些穆斯林聚居区由大会和省级官员的批准建造清真寺。但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大会的权力由内务部扩大增强，将其看作皇家管理的工具。大会颁布教令，敦促穆斯林支持沙皇。它让所有毛拉们宣誓效忠皇室，并在他们的清真寺讲坛为皇室祈祷。大会也将帝国法律解读为伊斯兰教教义：兵役、卫生习惯、生产和高等教育都被解释为宗教职责，由《古兰经》引文定义，由大会颁布教令强制执行。

1834 年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强调其主要效忠于皇权，大会发布裁决，命令穆斯林遵守一条有争议的法律，规定人死后要等待三天才可以下葬，并向警方备案死亡之事，因为曾经出现过人们还没死就被仓促埋葬的事。

俄罗斯帝国将大会作为一个调和伊斯兰势力的机构，使其同自己的国家与道德规范准则要求一致。这些受许可的法学家，即宗教法的解释者，以及毛拉对抗那些号召穆斯林拿起武器反对俄罗斯帝国或逃离其“战争之家”的或“无信之家”极端分子和“圣战”分子。大会也帮助国家铲除穆斯林分裂势力与苏菲派神秘主义者和极端分子，因为他们威胁要扰乱清真寺社区、挑起对帝国当局的反抗。

克鲁斯指出，国家对于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处理相当有技巧。它支持开放清真寺的建筑和宗教学校，其中一些成为在穆斯林世界中伊斯兰学习的重要中心。它逐渐改善了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地位，把他们与东正教神职人员相提并论。但它也允许非信教群体声音，并鼓励反教，以保持伊斯兰教的弱势和分歧。

书中也许最精华的篇章在于其翔实地调查了自叶卡捷琳娜的统治起，国家如何尝试使关于家庭的伊斯兰教法更接近世俗和东正教教会法的规范，克鲁斯展示了沙皇的官员如何干预家庭纠纷，特别是支持穆斯林妇女的呼吁，以使伊斯兰正义的传统解释与自己家庭和帝国秩序的观念一致。通过反对一夫多妻制、绑架新娘和强迫婚姻的穆斯林做法，帝国官员寻求与那些曾在中等哈纳菲（Hanafi）法律学校受教育的穆斯林学者合作，参考伊斯兰教本权威，以验证其支持穆斯林妇女离婚、财产以及人身安全权利的裁定。其结果是，那些陷入与保守的当地神职人员教义纠纷的穆斯林教友们发现俄罗斯帝国并不太可能成为盟友。

十九世纪上半叶，帝国官员越来越多地干预伊斯兰法的解释，他们发展了自己对伊斯兰教的专业知识来源，而并未依靠穆斯林学者和中介机构。东方学作为一门新欧洲科学在俄罗斯大学中涌现（这个问题克鲁斯原本或许可以说得更多），国家发现以通过实施由伊斯兰基督教学者制定的具有约束力的法案，更容易依照自己的法制重构穆斯林法学。米尔扎·亚历山大·卡泽姆－柏克（Mirza Alexander Kazem － Bek），一名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喀山大学法律学者，在为帝国官僚阐释伊斯兰法律方面起到关键作用，而喀山大学位于莫斯科东南，或许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俄罗斯东方学中心。1849 年他被调到圣彼得堡大学后，在内务部从事幕后工作，审查送往首都的上诉案件，解释充满矛盾的关于各项民法事宜的伊斯兰法律文本。到了19 世纪60 年代，卡泽姆－柏克已成为俄罗斯无可争辩的伊斯兰法权威，如克鲁斯所暗示的，他的意见通常“对限制业外人士参与以及对加强（国家支持的）伊斯兰教的权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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