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的帝国政权中，与伊斯兰教的紧密关系对俄罗斯控制中亚极其重要。哈萨克草原的游牧民族基本上是略微倾向伊斯兰文化的异教徒。他们迁徙的生活方式，使其无法构建自己的清真寺和学校。从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起，俄国人开始支持在哈萨克牧民中发展伊斯兰教，相信它会鼓励他们采取更“文明”的生存之道。俄国人推测通过建立清真寺和学校，哈萨克部落将变得更为稳定，从游牧畜牧业转向农业和贸易，国家从而可能对此征税。
然而到了19 世纪60 年代，俄罗斯官员已经开始怀疑仅仅依靠伊斯兰教作为帝国影响的唯一手段是否明智。哈萨克统治阶级在俄罗斯征服的地区进行合作，以换取在帝国政府的优越位置，他们并非特别虔诚的教徒，而是以自己的哈萨克族传统为荣。由于担心在伊玛目·沙塔尔的达吉斯坦军队刚被击败的北高加索地区，宗教会在反俄运动中发挥作用，俄罗斯转向世俗习惯法（传统法律），由部族长老执行管理，而在其他地方则是指派伊斯兰教法并由神职人员执行（北高加索地区也做出了这样的改变）。
在某些方面，或许如克鲁斯所言，这种着眼于依部落习俗治理的新重点是试图给哈萨克牧民与俄国农民平等的地位，1861 年农奴解放后农民也采取了习惯法治理。但它与其他殖民国家的帝国战略也是一致的，如英国在旁遮普邦或法国在北非的所为，他们愈来愈担忧伊斯兰教在反对西方的“进步”力量和“文明”中起到的效果，因此他们寻求部落习俗作为伊斯兰教法的替代。
然而，与英国和法国一样，俄罗斯人发现，作为帝国控制的手段习俗无法与宗教匹敌，即使对哈萨克人而言也是如此。克鲁斯认为，没有可靠的穆斯林神职人员或对宗教生活的有效监管，哈萨克草原变成了流动毛拉们的温床，他们总有能力挑起穆斯林穷人的动乱。
再往南，在俄罗斯军队于1865 年抵达的中亚地区，那里有较强大的伊斯兰制度和发达的清真寺、宗教学校及神职阶层结构网络。根据克鲁斯观点，这使得它更容易让皇家统治扎稳脚根。在俄罗斯帝国这个遥远的前哨，帝国统治的其他力量更弱，城市中心以外的地方只有零星分布的沙皇官员。克鲁斯告诉我们，1910年，只有58 名俄罗斯官员管理费尔干纳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近200 万居民，其中两人还是翻译。克鲁斯展示了俄国人如何在像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这样的城市调解那些长久以来分裂这些群体的宗教纠纷，利用当地对清真寺、宗教学校、捐赠基金和神社领导权的争夺，来创建依赖于皇家管理赞助的新宗教和政治层级结构，正如1865 年征服塔什干后，军方官员给予免税待遇，以拉拢神职人员。他的结论是“深层渗透的伊斯兰的争端和沙皇管理有助于保证帝国秩序在中亚的相对强大和持久”。偶尔也有干扰、霍乱蔓延的抗议以及一场叛乱，即1898 年吉尔吉斯与俄罗斯殖民者的冲突引发的安集延暴动，但克鲁斯指出，起义的领导者达克其依禅，力求不仅要摆脱俄罗斯的占领，也要构建一个充分遵从伊斯兰教法的社会，同时扫清他视为腐败宗教的苏菲派及其学者……在大多数情况下，穆斯林日常生活中更多参与的是互相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反抗政权。
《对于先知和沙皇》是一本创新且富有启示的书。它通过清晰的撰写和深入的研究，对帝国和它的穆斯林臣民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角度，在某些方面或许可以为如今现代西方国家有关如何保证穆斯林人口的忠诚的辩论提供一些启示。克鲁斯对帝国政治的宗教分析强有力地解释了漫长的十九世纪中穆斯林领土上的俄罗斯帝国相对稳定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因为这不是对长期削弱帝国的社会力量进行探索，而是试图理解帝国持久性的源泉。引人注意的并非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正如其他帝国一样，而是它设法生存了这么久（并在苏联时代复活），而且是在欧亚大陆这样一片广阔而落后的土地上，那里的俄罗斯族人数量并不比一个大的少数民族多。1897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俄罗斯人仅占帝国人口的44％，而且他们是增长最慢的民族之一。由于其高生育率，穆斯林人口是在帝国增长最快的族群。
关于最后几年内动摇了俄罗斯帝国的那些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克鲁斯则不那么令人信服。他的书中很少提及，例如，对穆斯林地区原材料的经济剥削，或关于俄罗斯的农业殖民者大规模移居牧区，虽然二者都大大加深了穆斯林穷人对帝国统治的不满，他们在激进的伊斯兰教中发现了一种对自己的殖民统治者蔑视和反抗的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对于参与1905 年和1917 年推翻帝国统治体系革命的穆斯林民权运动，克鲁斯只在书的最后几页稍作关注，几乎算是亡羊补牢。
三
在处理伊斯兰教的问题上，苏联帝国与其前任的沙皇相比，则是笨拙地压迫。苏共反对一切宗教，自20 世纪20 年代开始根除由 沙皇官员在19 世纪发展的穆斯林司法和教育机构，清除穆斯林神职人员和他们的虔诚捐赠（宗教公产），并通过宣传以及对清真寺社区的迫害破坏伊斯兰教。根据希琳·亨特在其“俄罗斯的伊斯兰教：政治身份和安全，对当今俄罗斯面临的国内外穆斯林世界挑战的清晰研究” 一文中统计，1917 年，俄罗斯帝国内有26000 座运作的清真寺与45000 名毛拉，但到1963 年大约只剩400 座清真寺，有两三千穆斯林神职人员离开了苏联境内。
除了关闭清真寺，苏维埃政权还推行种族分裂的政策，驱逐穆斯林人群（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车臣和梅斯赫特土耳其人被转移到中亚）以及将大型少数民族并入穆斯林共和国与自治区，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多数塔吉克人都被并入乌兹别克斯坦，或是乌兹别克人留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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