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指出，郑和大航行似乎是明王朝积极经营海外政策的标志，事实上这只是历史的表象。郑和下西洋虽然具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性质，但仍是在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下进行的，时间、地点、人物、船只、货物数量都有严格限制;这种贸易是一种特殊贸易体制，其方针是“厚往薄来”，是一种不等价的赔钱的大买卖，目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一方面希图彰显“万邦来朝”盛况以显示威力、渲染太平、满足虚荣心，一方面严格控制海外贸易;一方面对海外奉行开放政策，一方面对本国商人出海厉行封禁，下西洋与禁出洋同时推行——这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背景。

中国走向封闭和保守的倾向

人们在谈到郑和下西洋时，常常惊叹其“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天妃灵应碑》)，感慨其“人物之丰伟，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马欢《瀛涯胜览》)，称颂其“宝船”之大，航程之远，所到国家之多。但纵向(与中国既往历史时期相比)和横向(与欧洲稍后时代的航海相比)两方面对比，会对人们有更多的启发。

有学者指出，早在宋元时期，我国造船业和航运业已非常发达。指南针在北宋时已应用于航海，南宋时已成为中国海舶普遍的导航手段。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宋代出使高丽的“神舟”，其规模与郑和“宝船”不遑多让。宋元时期中国帆船和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角，其活动领域之广也远非前代可比。从中国人所到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据唐、宋、元史料看，这些时期中国对东南亚与印度洋国家和地区的了解已相当丰富且日益增多。唐代前期宰相贾耽考订的《广州通海夷道》，提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29个国家和地区。南宋后期《诸蕃志》记载南海53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前期《大德南海志》记录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142个。元末《岛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达200多个，其中99个国家和地区是作者汪大渊亲身所经历、耳目所亲见，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仅在《岛夷志略》中，涉及的海外物产和商品的种类就达352种。郑和所历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未超出元代华商活动的区域，所获得的海外资讯整体上也未超出元代华商所知。从船只航线来看，郑和下西洋对未知海域的突破进展不快，基本是沿着宋元以来的传统航线西行，前三次航行大体上是在印度以东的传统朝贡区和贸易区之内，航线基本上是重复的，第四次航行才开拓了访问西亚和东非海岸的新航程，第五、第七次航行路线与第四次大体相同，第六次航行可能比第四次更远一些。

自梁启超等人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将郑和下西洋与同世纪欧洲大航海活动进行对比。的确，从年代早晚、持续时间、出洋次数、船队规模、船只吨位、参与人数、组织力度、里程总计、资金多寡、一些装备的优劣与航行技术、所动员的人力物力等方面看，郑和船队多方居于领先地位，足以让中国人为之自豪。在15世纪大航海探险开始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技术发展水平都高于西方。但是，西方的航行开启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而郑和的航行却只是对中央王朝往日辉煌的挽留和缅怀。此后的中国与欧洲走上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换句话说，郑和的航行与欧洲的航行相差了一个时代，不但不是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表现，而且恰恰体现了中国走向封闭和保守的倾向。

有人盛赞郑和下西洋“吹响了人类向蓝色海洋进军的号角，拉开了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序幕，开辟了中国通往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这种说法显然是缺少基本历史知识的反映。而称“郑和船队访问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没有掠夺他人一分钱财，没有贩卖非洲一个奴隶。以中国当时的实力，‘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世界一流船队访问的目的，不是抢掠土地、索取财物和奴役他人，而是为了开展交流、发展友谊、拓展贸易”，这就不是在讨论郑和，而是在对近代西方殖民列强展开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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