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行动是永乐十年抓捕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国王亚烈苦奈儿。理由是此人“敢违天道，傲慢弗恭，逞其凶逆，谋杀朝使”，等等(《明成祖实录•卷八十四》)。抓捕的结果是册封了新王，“自是海外诸蕃益服天子威德，贡使载道，王遂屡入贡”(《明史》卷三二六)。

第三次则是永乐十三年干预苏门答腊宫廷内斗，擒该国“伪王弟”(或伪王之子)苏干剌，理由是“苏干剌以颁赐不及己，怒，统数万人邀击”郑和使团(《明史》卷三二五)。此战的结果亦是“诸番振服”“番夷闻之震栗”。不妨附带一句：此三次军事行动的理由皆是郑和一行给出的单方面说法。

可见，这几次战役都达到了“耀兵异域”和“以武慑之”的目的。使用武力不在于多寡而在于质量，郑和的几次军事行动显然不但在战役战术层面，而且在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层面都属上乘之作，显示了其作为军事家的素质，应该说实现了明成祖在东西洋的战略部署。郑和本人也特别强调这几次行动在其使命中的特殊地位：“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威慑能够发挥作用，就不需要更多使用武力。而与之相配合的还有大量的“给赐”及官方贸易，即大棒之外的胡萝卜。

不仅如此，郑和在第一次出使中还执行了配合明军在陆上对安南采取军事行动的任务，尽管没有直接参与战事;在第三次出使中还直接操纵建立了满剌加王国。满剌加旧不称国，受暹罗奴役控制，欲借助明朝帮助摆脱暹罗，明成祖曾诏封其酋为国王。永乐七年(1409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建碑封域为满剌加国，其暹罗始不敢扰”(费信《星槎胜览》)，此后满剌加在中国支持下获得独立发展达117年之久。没有强大的武力后盾，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有这些行动，其是非曲直如何、是否可以用现代国际关系的标准去衡量，都有讨论余地，但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此不赘述。

因此，片面宣称郑和执行和平使命是站不住脚的，他的“结交友邦、宣示和平”的举动是以武力作为后盾的。尤其不宜强调郑和远航是为了向沿途国家宣扬中国的和平意愿。

但也必须指出：郑和下西洋虽有强烈的武装色彩，却并不带有侵略性质。指出明朝“耀兵异域”，决不意味着认为明朝奉行对外侵略政策。这就必须了解明初制定的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在明朝建国之初的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即在《皇明祖训》中，规定了明朝对外政策。他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命。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民，切记不可。”(《皇明祖训•箴戒章》)他将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等中国东部南部十五个陆海邻国宣布为“不征诸夷”。洪武四年他进一步解释了这是汲取了隋炀帝等“妄兴师旅”的历史教训，再次告诫诸省府台臣“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明初制定的这种对外政策，表明了最高统治者对所处国际环境与国家利益具有难能可贵的清醒认识。此时中国内地尚未从蒙元长期征服和统治、元末大战乱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民生凋敝中恢复，而蒙古残余势力仍在对明朝北部地区构成严重威胁，在《皇明祖训》中朱元璋即同时指出“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防之”。显然明初的防御重点在北部，而此时在东部沿海“倭兵数寇海边”，明太祖也只能在赐日本国王玺书中发出“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的警告(《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北虏南倭”之外，随后兴起于中亚的帖木儿帝国开始在西部对明朝形成压力。这种形势决定了明朝必须拥有一个安定的南方，这就是“不征诸夷”政策的背景。明成祖继位后五次亲征漠北，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蒙古对明朝的威胁;严捕进犯倭寇，同时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派遣大军征讨严重挑衅明朝的安南黎氏政权;对帖木儿的进犯也采取了相应的准备。在这种背景下，成祖遵守了太祖的“不征诸夷”政策，对这些国家力图维护和平友好关系。但成祖深知，这种和平友好必须以强大武力为后盾。因此，他需要派出强大力量，“耀兵异域”与“示中国富强”。

某国有人声称，郑和一行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各国，“对那些不甘屈服的国家，他们就采用挑拨离间的破坏手法，为其武力并吞做好准备”;郑和“旨在扩张势力和领土”，“每到一处便逼迫当地帝王和人民，之后，这些扩张主义分子还立碑记自己的侵略行径”。这就不是在进行客观的研究，而是对郑和远航事业的攻击、诽谤和污蔑了。之所以有这种攻击言论，是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曾途经西沙和南沙群岛，并留下了大量的文物遗迹，成为证明西沙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重要证据。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郑和下西洋负面资产多 对外交往不宜大力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