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学者出身、但终生致力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固然看重郑和“每次都带回关于地理和海路的丰富资料，以及南洋各岛在印度的大量物产，像驼鸟、斑马和长颈鹿等一类动物”等科技史料，也试图回答“进行这几次远征的原因”的问题，“可能是为了要用海路来补偿陆路对外贸易的萎缩，也可能是为了扩大朝廷的威势……无论如何，这种远征的停止也像它的开始那样突然，原因同样也不清楚”。

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则从东南亚史角度强调明朝初年(不仅仅是郑和远航过程中)对马六甲海峡地区的安全的关注，指出明朝“甚至取得了满者伯夷(爪哇古国——引者)的同意，担负起了维持其(指海峡地区——引者)治安的职责”，而满者伯夷“并无能力拒绝此类要求”。该书并强调与“北苏门答腊胡椒生产地”和新建港口马六甲的统治者建立的特殊联系，“这使马六甲得到了数十年的保护，直到15世纪30年代中国在海上占有的地位被突然放弃为止”。这是更加注重明初在东南亚的经济利益，对安全的关注和海上地位的占有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

从费正清初次发表其观点已过去几十年，看来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探索依然不得要领。或许正如伯特兰•罗素在评论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时所说“人们只有等到不再认为乾隆所言甚为荒谬时才会理解中国”，只有不再认为明初航海活动悖谬时才能理解这些活动。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对外宣传中的观点不能取得外界认同。

在中国，对郑和的现代研究始于20世纪初内忧外患的危难时期。一些先进学者重新发掘郑和事迹，从中华民族辉煌历史中汲取养分，激励国人奋发图强。1903年9月上海《大陆报》第11期发表未署名的《支那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是中国以科学方式研究郑和事迹的肇始，该文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观照郑和事迹，希望以郑和事迹激励国人重振国家海权，唤起民众爱国热情。1905年5月，梁启超(署名“中国之新民”)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将郑和事迹放在世界航海探险史大背景下考察分析，指出了郑和在世界航海史上的杰出地位，并发出“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通译达•伽马——引者)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的沉痛追问，以唤起国人对郑和的重新关注。

几十年来，我国郑和研究已经取得相当的进展，尤以1985年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和2005年600周年纪念活动为两个高潮，众多学者奉献出丰硕成果。但平心而论，梁启超时代那种悲情意识尚未摆脱，而近年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又助长了一些学者、媒体、公众和官员一种基于民族自豪感的虚骄之气，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那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成果，本文所指的脱离史实美化拔高，即是其表现。而一些学者和媒体对所谓“郑和船队发现美洲”等虚假命题的热衷，亦是如此。

此外，由于年代久远、只有中国单方面的史料、所经地区历史和人文环境的沧桑变化等原因，我们已难以全面确切地体会郑和远航所到之处当地人当时的真实感受。但如果进行换位思考，或是以现实的对外交往和国际关系中的经验推己及人，或许中国方面在提及郑和时应该有所克制。当中国自豪地宣称郑和在宣扬和平政策时，沿途国家在心里是否接受这种说法?

因此，在我国对外交往中，可以多谈丝路，不妨少谈郑和。

文/徐波 原载于《领导者》总第64期（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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