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今天的韩国社会，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中，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着。儒教的传统文化和自由民主主义在韩国的土壤里扎根，形成了韩国特有的气韵。从历史来看，韩国社会承袭了重视等级制度和统一性的儒教文化，这与基于指挥统一原则的军事组织的基本特征本质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过去的六十年里，尊重个体多样性的“自由民族主义”已经深深地植根于韩国，这其实为三军并立制或合同军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充分尊重军种多样性及专业性的基础上，加强三军的联合性及统一性，才是真正提升军队战斗力的融合式发展之路。

总之，综合考虑世界战史的经验教训、韩半岛安全形势、单一战区的特性、对朝作战经验、新的韩美联合防卫体制、军事文化的特殊性、韩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等因素，对于韩军来讲，军政军令的一元化比二元化更为高效。2011年的“太极”演习和“乙支·自由卫士”演习期间，对指挥结构改编案的实效性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指挥结构改编案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是仅凭两次演习的分析评估结果，很难断定指挥结构改编案是尽善尽美的。更何况还存在韩军军事指挥部间的各司其政，各行其是，韩美联合空军指挥体系间的不均衡等具体问题。距离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韩军应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指挥结构改编案，将国防改革的危机降低到最小,将国防改革的成本减少到最低。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应充分听取有实战经验的国内外专家的意见和看法，认真分析与研究，稳步推进指挥体制改编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二是军种职责应清晰化、制度化

合同军制的优点是三军的专业性与三军的联合性均得到发展，进而产生协同效应。专业性和联合性协调发展，需要做到纵向、横向一体化，即从纵向来讲，依据指挥统一原则，从参联会主席、各军参谋总长到作战部队，实现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从横向来讲，陆海空三军为了同一目标，分担责任、相互配合，按照任务、方向、地区（地域）和时间实施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总统和国防部长负责指导战争、设定战争目标及战略目标、集结一切力量、支援军事作战等，参联会主席负责战区及联合作战，各军种参谋总长负责陆海空作战。

但是，作战指挥体系中上下左右的作用分担，仅靠作战指南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从“天安舰事件”中，也可以看出，即便平时严格按照危机管理指南进行了演练，但在发生突发状况时，同样会让人惊惶失措，具体情况也可能与作战指南中的情形完全不同。因此，在平时组织实施危机管理及战争演习时，应比实战还要细致入微，那样才能在“有事时”时，做到条件反射式应对。总统、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各军参谋总长等上层指挥机构需确立起具体的责任及义务，并通过实际演练，使危机处置规范化。在这一过程中，上层指挥层不应以班长心理(squad leader mentality)过于干涉现场指挥官，而是通过垂直的作用分担，来最大限度地保障现场指挥官的作战自主权。可以说，这是保障军事作战成功的第一步。

三军作用的横向分担，需要各军摆脱“利已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各军种、兵种在统一指挥下协调一致地行动，发挥整体威力。2009年，参联会的分析报告显示，阻碍军队一体化的因素主要有各军本位主义、对其他军种的认识不足、军队结构问题、人事制度不完善、联合教育未落实等。今后，韩军要真正实现一体化，不但需要进行体系建设，还需要发展新的军事文化，加强一体化教育，开发一体化战略、战术，保障战斗力要素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等。

三是加强决策过程的一体化

决策过程一体化是战争战略规划、作战计划制定及“有事时”统一指挥和协调各军兵种行动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各军在参联会的人员分配比例保持合理性。从理论上来讲，参联会中的陆海空军的编成比例为1:1:1的情况最为理想。但是，韩军的三军兵力比例为8:1:1，将领比例为5:1:1，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参联会编制三军完全平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8.18计划时，韩军曾致力于将参联会陆海空军编成比例调整至2:1:1。《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1－2030》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增设参联会中的三军通用职位，并为实现作战部门主要职位三军均衡化做了种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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