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的治理没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务。在阿拉伯世界，要从其内部产生天然抗体，所需的时间或许会很长。阿拉伯世界里国家的失败太多，因为在那里，宗族/部落忠诚的力量一直延续着，如果凝聚人的力量只是共有的亲属关系，而不是共同的价值观，就无法建立强大、不依赖个人、以功绩为基础的国家体制。
继《政治秩序的起源》后，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化三年之力而成的此书第二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sation of Democracy）终于在9月底出版。在这第二卷中，福山以社会如何发展出强大的、不依赖个人的、负责任的政治制度为核心问题，考察了从法国大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和当代美国政治的深层功能障碍等事例。他讨论了政治腐败的治理，检视了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不同政治遗产，并大胆估计未来民主如何面对全球崛起的中产阶级和根深本固的政治瘫痪。
开倒车还是与时俱进：福山的新问题
25年前，福山喊出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口号，名动一时。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他明显克制了各种先知式的预言，这让许多人认为他可能收回了他的判断，正如25年来人们对福山的不断猜测。
英国书评作者提姆·布沃利（Tim Bouverie）9月27日 在英国《远景》杂志上说，福山开起了倒车：“他以一位先知的激情和沮丧，书写美国政治秩序的衰败，努力在党派政治和意识形态教条的嘈杂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布沃利认为，此书最起码证明了历史还远远没有终结。
《泰晤士报》记者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Johnson）更是认为福山此书使自己“远离了那些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因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而被人怪罪。”
剑桥大学政治科学家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书评，指出从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变革这一宏伟背景来看，自由派的自由（liberal freedom）之胜利看起来并不确然，美国也概不例外。
朗西曼评论道，福山在书中提出，自由民主国家并不能幸免于折磨其他政治体的经济停滞和政治衰败。它同样可能会被其他更好的东西所取代。关键是，我们当前的政治安排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还是问题的一部分？
所以，福山也许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或者对其旧说做出修正？
翻阅此书，可以看出，他从比较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维度考察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秩序及其衰减的结构性原因，并提出一连串问题，包括：德国如何在19世纪变成高效的单一制国家，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在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达到繁荣？为什么希腊和南部意大利未能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家和日本那样，达到与其相同的政治问责和官僚自主水平？是什么阻碍了阿根廷这个资源丰富、幅员辽阔的国家，使它没有沿着类似美国的路线发展？而美国政治如何到处掣肘，无法有效管理和立法？
这简直像好奇的儿童提出的“十万个为什么”，如果再加上世界政治经济现状：中东的一团混乱、俄罗斯和东欧的转向、中国的振兴等等在内，都不是简单一句预言可以囊括。福山怎么看？
三根支柱：福山的坚持与改变
福山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新书提供了他的回答。他首先坦承民主制度永远只是政治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错误的情况下，它也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因而，其核心观点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根支柱：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
这其实早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得到了深刻的揭示，福山在第二卷中的主张是：民主，作为政治问责制的终极表达，在达成之前需要其他两根支柱各就各位。福山指出，如果政府功能尚未完善，法制尚未建全，自主的、任人唯才的官僚管理尚未树立，那么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民主政体，其结果往往是国家机构被政治家劫持、破坏。
ISIS是个例子。这个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崛起证明了，无论是否建立民主制，似乎都无法根除这种恐怖势力。这对福山之前的学说来说是个挑战。
《纽约时报》弗里德曼专栏说，在接受弗里德曼采访时，福山表示，美国的立国原则是逃离专制，所以先贤们关注的是“如何制约权力”，“但在制约权力之前，首先需要产生权力……政府不仅仅关乎制约，也需要提供安全保障、基础设施、医疗和法治。任何能够提供上述所有服务的势力都能赢得竞赛，无论它民主与否……ISIS之所以能如此壮大，是因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的治理没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务。”在阿拉伯世界，要从其内部产生天然抗体，所需的时间或许会很长。阿拉伯世界里国家的失败太多，因为在那里，“宗族/部落忠诚的力量一直延续着，如果凝聚人的力量只是共有的亲属关系，而不是共同的价值观，就无法建立强大、不依赖个人、以功绩为基础的国家体制。”
在新书序言中，福山指出“体面政府”（decent states，弗里德曼的说法）和法治对于民主的重要性：“我相信这三组建制的发展是所有人类社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来的普遍要求。它们不仅仅代表西方社会或任何特定文化群体的文化偏好。一个现代的、不依赖个人的政府不可替代，这样的政府能确保秩序和安全，并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法治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没有明确的产权，没有强制履行的合同，企业就难以展开拳脚。此外，法律承认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力，认可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因而法律具有其内在价值。最后，民主参与不仅仅只是对不法的、腐败的或专制的政府的限制。政治机构是目的本身，是完善、丰富个体生命的自由的基本维度之一。”
从这个角度出发，郎西曼认为，这本书中存在着福山从来没有完全解决的一种紧张关系，即作为积极价值的民主和作为消极价值的民主的紧张关系。民主的积极价值是尊严（dignity）：自我统治的人民本身具有更强的自我价值感；其消极价值是约束：自我统治的人民有更多的机会去抱怨他们不喜欢的政府。
而真正的政治稳定来自民主积极面和消极面的黏合。当民主开始意味着尊严时，比如在埃及，约束力就捣乱，结果适得其反；当约束力全面施展时，比如在美国，尊严就短缺，政治的不满和抱怨取而代之，表现为深层次的党派不宽容。福山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机构中，目前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得分最高的是军队、航空航天局等等，这些都是最缺乏民主监督的，而美国人讨厌的机构，比如美国国会，正是由他们自己所控制的。
可以看出，福山对政府机构如何有效发挥作用非常关注，这可能是他对美国政治衰败给出的一个“药方”。在回答德国如何在19世纪变成高效的单一制国家时，他延续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认为自主的、任人唯贤的官僚制度是高效政府的要件。《经济学人》评说了福山对东亚的浓厚兴趣。在他眼里，中国目前成了富有竞争力的国家，其中一个原因是那些由考试选拔的“一流公务员”。福山认为人们在中国所见的是百年前崩溃的传统的复兴：中国共产党正从历史中找寻，以证明他们可以不需要西式的制度就能创建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所以看来福山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他依然坚信，地理和历史都不能构成一个国家的命运（geography is not destiny and history is not fate），好坏其实全赖其政治选择：20世纪里，哥斯达黎加选得好，阿根廷选得差，而即使美国也在大部分时间里搞“内部整顿”。
体面政府、个人尊严，这些词汇似乎冲刷了福山因“历史终结论”带来的咄咄逼人形象，带给读者一个更具人文关怀、更为务实温情的样貌。
文/谢秉强 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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