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日本战略学界盛行“海洋派”，竭力强调日本的海洋国家属性，并以此为基础思考日本对外战略。信奉这一学说的政治家、学者和媒体虽不是具体的集团，但对外战略思想都受“海洋国家”意识支配的。
当前，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和东海划界产生诸多矛盾和争端，日本“海洋派”更是以此为论据，宣扬“崛起的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的重大挑战”，强调加强与美国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共同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措施。对中国来说，梳理日本“海洋派”的理论认知和基本观点，对于处理中日复杂关系极具指标意义。
对华方略的三个字
日本《世界舰船》杂志称，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力逐渐成形，特别是2010年中国的GDP首度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十八大又提出“海洋强国”口号，日本感到“十分忧虑”，再者美国高调倡导“亚太再平衡”，联合亚太盟友一道遏制中国的“潜意识”快速升温，使得日本“爱国情操”与“强军意识”抬头。当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致力于加强军备，对抗所谓“越来越不安全的大环境”。
自诩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其海上自卫队自然成为维护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夺岛兵力投送以及争夺海洋资源的必要军事力量，构建坚实的军事盾牌作为挥动经济利剑的后盾。美国海权论者马汉认为，海洋国家的历史不是由政府的精明和深谋远虑决定，而是由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决定，而分析日本“海洋派”的对外战略思想，必须从他们的海洋国家意识入手。
日本领地面积南半不大，按照2010年该国国土地理院的调查，国土总面积约37万余平方公里，世界排名第61位；若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论述，包括领海与专属经济区（EEZ）等在内的海疆，叠加后的日本总面积则是原有领土总面积的12倍，跃居世界第六位。在倡导“节约传统能源”与“开辟新能源”的当下，广阔无垠的海底世界，在主权拥有的范围下探索其中可能的能源，已成为势所必争的领域。
日本所面对的西太平洋海域有称为“黑潮”的暖流由南向东北流动，另一股称为“亲潮”的寒流从北太平洋向南方流动，两条海流在日本列岛东北方向交汇，使得那里的水域海产丰富，是世界三大渔场之一。对于自然资源短缺、工商业高度发达的日本而言，工业发展所渴望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等重要资源必须依赖进口，绵延数千海里的海上交通线的畅通成为国家生存发展的命脉，而构筑坚实的“海上防卫”势必成为国家战略必要关注的项目。
安倍晋三的外交顾问冈崎久彦曾以历史轨迹为手段，试图证明成就日本安全且繁荣的两个时期正是“20世纪初与英国结盟的20年”以及“二战后与美国结盟的50年”，由此说明日本的先天地缘环境与后天周边局势的牵动，促成它必须与海洋强国结盟，才能因势利导，发挥地利之便和民族潜能；从而与盟友互通有无，在“贸易立国，出口第一”的运动下缔造出经贸大国与亚太区域重镇。然而，日本“海洋派”拒绝把近邻中国当作可以密切合作的伙伴，他们的“中国观”是敬而远之，主张日本应与中国保持距离而不与之为伍，这种态度与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脱亚入欧”倾向有密切关系。实际上继承自昔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理论，强调日本是实现“脱亚”的唯一国家，不幸的是中国的邻国朝鲜、越南仍维持其儒教体制，如其能出现明治维新式的政治体制变革，尚有出路。
日本“海洋派”竭力强调自己与中国在文化上的区别，高坂正尧始终强调中日在文化上的区别，对历史上中日文化交流展开“另类解读”，试图从文化上把日本从中华文化圈中“剥离”，认为中日历史上的距离比起中国和其他对中国朝贡的国家来说是比较远的，大海作为天然的地理屏障，是个难以逾越的分隔线。
面对中国的崛起，处于“海洋派”影响下的日本决策层实际奉行“政经分离”的双轨路线，在战略围堵中国的同时，却要继续争取13亿人口的大市场，于是日本对华方略的实质是变成三个字：阻，即军事上要遏阻中国；竞，外交上与中国竞争；合，经济上与中国合作。
日本的最终愿望是，军事上，形成串联美国、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盟友防御圈，协助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布局；外交上，以经济援助之势，极力拉拢东南亚乃至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同时海上自卫队执行远海跨国人道救援任务时，拉近国与国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与信任，进而随着足迹的拓宽，确保海上交通线的稳定与安全；经济上，继续与中国市场编织成牢不可破的经贸网络，使产品供应与市场需求相匹配，让日本的“关键技术”与完备的“产销流程”，在中国奠定“舍我其谁”的利益基础。
为军力营造延伸环境
90年代以后，世界多国将“国家利益”的概念从传统“边疆界线”范畴中分离出来，俗称“战略边疆”，这实际表明“国家利益”超出“地理边疆”的时代已经到来。然而“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原则不会改变，只是军事实力的“关注项目”与“展现方示”会随着国家战略指导方向与科技发展有所变动。
日本以“低调、渐增、潜进”的方法，不仅悄然改变传统“专守防卫”原则，且趁势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同时借机将防卫范围扩大至台湾海峡与朝鲜半岛，逐步跨过马六甲海峡，向印度洋方向发展，为其拓展海上武力铺垫“有理由、有根据”的道路。
纵观历史，日本自卫队的建设强度由“制衡态势”的需求所决定。1957年日本起草《防卫基本方针》时，就是假想苏联可能威胁日本领土的状态，并以此编制防卫计划大纲，提出《基础防卫力》构想，用最小限度的力道执行必要的防卫任务，所以自卫队的主要精力便放在经营北海道的地面军事力量。半个世纪后，日本认为中国的经济起飞促成军事力量的突飞猛进，身为美国在亚太区域安全的重要盟友，其开始修正防卫理念，将过去“静态的被动应对”转换为“动态的主动预防应对”，这就是当下时髦的“机动防卫力”概念。其防卫的矛头轴心也从俄罗斯转向中国（外加朝鲜半岛），尤其是紧邻东海的西南诸岛。
前日本防卫厅长官夏目晴雄称，日本的防卫计划是在美国支持和援助的假设前提下所制定的，如今防卫省意识到“靠天吃饭会饿死，靠人打仗会失败”，过去“固守要点、等待外援”旧式思维不可能也不允许延用至今日，必须让自卫队比以前更具机动力、应变力和多功能的特质，尤其是“情报监视侦察能力”（ISR）与“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因此，日本防卫省减少陆上自卫队的坦克数量、提高部队机动力，并将相关资源转投海自与特殊军备中，例如在西南诸岛的情报搜集及夺岛能力，特别是建立类似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水陆机动团，以及购买远程兵力投送平台（如日向级直升机护卫舰、MV-22鱼鹰倾转旋翼机、AAV-7两栖战车）。
依照日本“海洋派”论点，海洋国家不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拥有广阔的战略纵深与可以持久活动的空间，所以海洋国家拟订军事战略时，必须抛弃“以陆制海”以及“焦土抗战”的思维，代之以“以陆支海”和“延伸监视侦察空间”的政策，积极营造海空军力主动出击的攻势路线。
此外，日本“海洋派”还信奉“不敢勇于接受改变，就会被改变淘汰”的原则，因为美国对世界各地盟友的态度是会改变的，华盛顿不只看重“条约内容”或“理想价值”，同样关注盟友可以为“共同利益分担多少风险”，日本积极运用“海洋国家”的地缘优势，积极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牵马坠蹬，就是希望绑定同盟关系，早日实现“正常国家”之夙愿。
特约撰稿员／秦鸥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27期 总第5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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