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清帝国既以强大征服者的姿态，拥有暴力统治的基础，又根据中国传统皇权，驯服了中国的文化精英。在这种背景之下，大清时代的文化活动，毋宁说也是在皇权掌握之下；康、雍、乾三代，朝廷发动的文化活动，一部分是压制明代开始的王阳明心学传统；另一部分，则是严防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清运动。明末清初，中国读书人发展了自由心态以及对过去的检讨，例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所主张的政治改革和顾炎武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凡此，清朝政权都不愿发生。反清的民族主义，例如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和吕留良等人主张的复明运动，当然更受到强力的排斥和压制。清朝皇室一方面以修明史的名义，抓住对明清递换之际的历史解释权，取缔民间修撰的明史稿，发动大规模的文字狱，吓阻汉人再作同样的尝试。
另一方面，政府主动编撰大型的丛书，例如《四库全书》，以这个方式选择性地排斥不利于“夷狄”的记载。这些大型的编撰工作，发动了大量学术精英参与，借此将这些儒生笼络于政府掌握之下。乾、嘉以后，朴学大兴，儒生的精力都集中在考证和校勘，致力使经典回归原来的面貌。这一活动，在好的角度说，是排除后世对古代经典的扭曲和遗落；换一个角度，回归经典原貌的努力成为学术主流，而对于经典的阐释，就无人再作努力。经典的意义永远保留在原典状态，不再有因时俱进的解释和开展。经典固定了，不断更新经典意义的活力也就丧失了。儒家经典只停留在朱学的解释，也就是伦常纲纪的意义，对于统治者而说，最有利于肯定忠君思想和伦理观念。
文化成就由边缘人物创造
经过清初百余年皇权的强力干预，中国的儒生都成为俯首从命的书呆子。明代留下的经世传统，只存在于颜元、李塨的实用之学。汉代今文学派以下，对于宇宙论和历史发展论的解释，只是不绝如缕而已。儒家传统的结晶化，也就是僵化，持续到晚清，恰当中国面临文化危机的时候。中国文化缺少开展的活力将近二百年之久。这一特色，可以见之“四王”的作品缺乏创造性。又例如，清代的瓷器和家具，多姿多彩而烦琐，失去了明代青花瓷和家具那种素雅的艺术风格。在主流以外的艺术圈，例如“扬州八怪”等人，却发展了一些新鲜的主题和风格。
在文学和表演艺术层面，清朝时的成就乃是小说和京剧，两者都是主流以外的边缘人物创造的成就。文学领域，民间说书人为小说提供素材，而且由此创作了一些长篇著作。曹雪芹当然不是民间的说书人，但是他也不属于当时文化界的主流。现在成为中国传统舞台艺术重要形态的京剧，乃是一批徽班演员，撷取了昆曲、汉剧等等地方戏曲的精华，综合为复杂而优美的舞台艺术。凡此例证都证明，政治力量的高压与收买，固然驯服了文化精英群，那些边缘地带的人物，却还是可以在夹缝中脱颖而出，对于文化的转型和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文化传统主流的儒学，已经僵化；一些民间的宗教活动，从边缘出发，掌握了基层老百姓的精神需求。最值得注意者，乃是根据中亚传来启示性信仰而发展的白莲教。这一个教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民间道教、佛教和摩尼教。在元代末年，最大的一支抗元武力，就是明教的教徒。在明代，明教潜伏在民间，逐渐转化，成为白莲教。乾、嘉时代，白莲教活动从川楚到山东、山西，范围广大，活动频繁，甚至曾经一度攻入紫禁城；在各处的起事，也是前仆后继，成为当时主要的内乱之一。最大一个宗教性的活动，则是咸丰时代的太平天国。这一个冒充基督教的民间运动，实际上也是民间教派的活动，而且加上反清复汉的族群意识。到清代快终了时，义和团的活动，则将族群意识的箭头，转向于反对西方力量；义和团本身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仍旧是中国民间教派活动的传统一脉。这几次大规模的变乱，可说是因为主流文化的儒家留下了一片空白，无法满足一般平民的精神需求，才由民间的教派活动填补了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