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发明与创新

如果公元400年的罗马帝国能以某种方式孕育一场工业革命，就能避免黑暗时代的来临，世界的发展也不会经历一段可怕的中断期。但这种想法无异于妄想。罗马文明在当时虽然令人叹为观止，但其他众多因素的制约使一场本来能够克服马尔萨斯陷阱的技术革命未能发生。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变成了一个个小国，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说它是坏事，因为它使世界陷入长达千年的经济衰退之中；说它是好事，因为它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竞争，比如英国与法国、佛罗伦萨与维也纳。中国基本上主宰着亚洲大陆，所以缺乏欧洲各国间的那种竞争氛围。

然而，跟罗马帝国不一样的是，中国绝对有潜力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很多人相信中国应该领导工业革命，而不是英国。安格斯·麦迪森估计，公元400~100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50美元，大约比西欧同期水平高出1/3。凭借经济上的种种优势，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到公元1300年，估计可达到600美元。之后的5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停止了增长，但并没有下降。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的高收入并不仅仅依靠庞大的规模经济，还依赖于独一无二的技术。

公元105年，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公元232年，中国人发明独轮手推车，比西方早了1000年。诞生于唐朝（公元618~907年）的雕版印刷术使书籍得以向各地群众普及。瓷器的制作也在唐朝得以推广。公元1041~1048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偏见，认为中国人只懂发明而不懂创新。也就是说，中国人不懂得如何将新发明商业化，变成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认为，中国人只把发明看成取悦皇帝的小“把戏”。火药（就是烟花）就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说它直至传入西方才被充分开发，应用于弹射性武器（滑膛枪和大炮）。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现在用的马颈轭早在公元前250年就在中国广泛使用了。在一个由农业主导的经济体系里，不能让驮畜窒息似乎是一个常识，但在罗马或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马颈轭的使用却比中国晚了1000年。在中国被广泛使用的其他实用性创新发明，还包括牙刷、雨伞和火柴。莫基尔在他编写的技术发展通史中，列举了不下10项中国的重大创新：

大米种植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引发了中国的农业革命。

公元前4世纪，中国发明了铸铁术，这项技术最早传入欧洲是在14世纪末期。虽然中国开始生产铸铁的具体时间不详，但毫无疑问，中国在中世纪的铁产量即使按人均计算，也远远超过欧洲。

在纺织业中，手纺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和欧洲差不多，都是13世纪（可能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稍早），但在创新的速度和深度方面中国远胜于欧洲。

中国的发展大约在明朝时期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人口增加了，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没有增长。当15世纪中国的人均收入处于低迷状态时，西欧的生产率却在缓慢而平稳地上升。到19世纪初，欧洲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两倍。此时发生的工业革命又使这个差距越拉越大，呈几何式增加。

古代中国的发展为什么会停滞？莫基尔认为：“技术发展史上最大的谜团就是中国为什么没能保持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在14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的技术发展势头之迅猛令人吃惊，根据有关研究，其速度之快堪比欧洲，甚至比欧洲的技术发展速度更快。”由此展开的辩论非常有趣。传统观念认为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就是落后，这是一种从19世纪殖民时期流传下来的偏见。但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古代中国的技术成就的总结较为客观和中肯，并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200年前，较之正处于工业社会的西方，中国可能显得落后，但这不能抹杀中国500 年前的强大。另一个挑战这种观念的观点认为，直到英国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与西方国家旗鼓相当，甚至高于西方国家。这个观点并无多大价值，历史学家肯尼斯·彭慕兰在他的《大分流：欧洲、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彭慕兰认为，大分流发生在1800年之后，而不是1800年之前；而且人们“最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中国为什么和欧洲国家不一样，而是1800年的中国为什么和1300年的中国不一样”。其间肯定发生了某些事情，它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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