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斯兰与媒介
“伊斯兰即信息！”“媒介即信息！”现代伊斯兰主义者的呼喊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名言是如此高度的一致。在新千禧年，麦克卢汉1964年的经典作品《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备受关注。宗教社会学家洛恩·道森（Lorne L. Dawson）对此评价道：“媒体是信息传递的渠道，它不是中立、客观的。它通过塑造信息，左右我们的世界观，影响我们的自我概念，改变我们对他者的认识，进而决定我们对事实的认知。因此，当媒体前冠以“伊斯兰”和“穆斯林”这样的修饰语时，除了伊斯兰研究外，新添的宗教因素还将对伊斯兰教信众（穆斯林及其社群）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观察视角就已出现。戴尔·埃克尔曼（Dale F. Eickelman）和乔恩·安德森（Jon W. Anderson）指出：“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开始运用标准的伊斯兰语言来阐释自己的目标”。这种现象的扩张与新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开始注意二者的关联，以此作为研究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新途径。信息通讯技术（ICT），现存多种定义，其中不乏从专业视角做出的解释，但我们只需一个宽泛的理解，它包括一切涉及信息接入、传输、存储和操纵各环节的通讯设备和应用程序。与书籍、报纸等传统媒介不同，新的信息通讯技术具有高度数字化的特性，并融合了大数据、电子化和大众传播的特点，并拓展到了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而不再局限于电视传媒（站）或电影（工业）。
毫无疑问，公众对伊斯兰兴趣和关注的增强，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伊斯兰复兴主义全面崛起的关键。因此，众多的观察家和分析人士认为一个全新的伊斯兰公共领域已经出现，并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被伊斯兰卫星电视频道和阿拉伯穆斯林电视台所强化，像半岛和阿拉比亚等电视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更亲密、更私人的公共领域，它有哈贝马斯所强调的沟通和商讨意识，并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交媒体和通信设备（短信，聊天室，博客，Facebook和Twitter等）进行私密交流。因此，埃克尔曼和安德森的观点不是针对伊斯兰社群的特殊分析，而是一种对常态的观察和描述，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宗教复兴”，也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后世俗社会的兴起。
宗教和媒体（以及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引起了人们紧密的关注，但宗教和媒体并未融合，更谈不上构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领域，是它们彼此的联系，成为了当下公众广泛关注的重点。这也是学术研究追踪的最新动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神学相关的学术项目和出版作品都对这一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戈登·林奇（Gordon Lynch）曾说，“公众的宗教意识是由媒体构建的，媒介的形式、传播的内容决定了当下的宗教话题，决定了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争论。”如今，新数字媒介已经迅速崛起，它在身份认同、社群构建、社会政治谈判和文化形态等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并帮助媒体将当下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两点：一是政客们在穆斯林移民问题上的辩论，二是民众对安全利益（恐怖主义和“穆斯林的思想战争”）的担忧和需求。
二、句号？逗号！
至今，互联网的发展已有超过20年的历史，我们在“新的信息通讯技术”前冠以形容词“新”，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实际上它是一种积累、一种革新。它不断地向曾经的新技术添加新元素，如写作、邮政系统、印刷（从木版印刷到旋转出版）、基于电子的传媒（如电报、电话、留声机、收音机、传真机、摄影和电影）。如今，信息通讯技术已经涵盖并利用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平台，例如电脑、智能手机、互联网、移动电话、CD-ROM、DVD、有线电视、卫星电视、著名的维基（如今在网上已经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伊斯兰-维基），以及像YouTube一样的媒体网站和Facebook、Twitter等其他Web 2.0的社交媒体，所有这些都正以多种方式在扩张、融合、重组，并迅速地发生着变化。约兰·拉松（Göran Larsson）在自己最新一本名为《历史和当代的争论》的书中追溯并反映了这种历史维度。
因此，在我们认识媒体和宗教时，积累和整合应成为关键词。斯图尔特·胡佛（Stewart M. Hoover），最早研究宗教与媒体的学者，总结说：“我们不再限制自己以宗教来影响媒体，同样，也不再限制自己用媒体对宗教进行影响。这两者都正在发生，而且现实也表明它们正在相互作用，理解媒体和宗教的新方式正在公众和信徒的生活中出现。”毫无疑问，现在研究宗教和媒体的学者，都必须严肃认真地思考宗教和媒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信息技术和人类之间的互动。我们可以将有关新信息通讯技术的哲学性和理论性研究划归为两个宏大的研究轨迹，一种将它视为“逗号”，是对现代（甚至前现代）技术的延续和传承；另一种则认为它是“句号”，终结了以往的认知系统和社会构建，具有分水岭和划时代的意义。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支持第一种观点，他们认为，世界在深层认识和系统结构上是不变的，因此所有其他的元素都具有同等的效应。新信息通讯技术的崛起及影响，应当在一种更广阔的框架下，从社会发展模式的视角进行解读，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能会带来认识论和结构性的新元素，但这些元素的作用是积累性的，不能被当作革命性的临界点。至于那些持后一种观点的理论家，常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他们认为新的信息通讯技术是划分了真实与虚拟的临界点，它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巧妙的、无政府主义的、反乌托邦的、超现实的、多自我和半机器式的“规则”，并运用这种“规则”开创了一个无所不及的宇宙，一个网络空间和一种互联网模式（覆盖了所谓的古滕贝格范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保罗·维瑞利奥（Paul Virilio）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这些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一直以来，他们都喜欢推出和发展有关网络空间的激进理论，认为新信息通讯技术的所有特征都超越了现代性的普通标志。鲍德里亚做了大量的研究，讨论新信息通讯技术在中东地区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在一篇分析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1991年）的文章中，他认为在美军和新闻报道的夹缝中，伊拉克战争被不断的剪裁编辑，事实上早已不再是真正的战争了。但鲍德里亚的说法似乎不太有说服力，像半岛电视台这样的阿拉伯媒体已经大量出现，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对他的观点形成了有力的质疑。此外，在最近中东发生的革命中，社交媒体在组织、动员和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民众形成一股力量，开始向对当权者表达异议和不满（并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这是一个明确的例证，有力地反驳了那些偏见，认为“中东是一个被动的、沉默的、受害人无法捍卫自己权益的地区”。阿拉伯之春后，对学术研究来说，在中东北非地区反抗政权过程中，新媒体发挥的作用仍然是一个有着广阔研究前景的领域，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证数据，更深入的分析来认识和理解这一问题。总的来说，直到今天，在分析伊斯兰和新信息通讯技术的关联上，后现代主义思想发挥的影响和作用是有限的。
